他們這群半老的"牛鬼蛇神"有很多禁令，雖然不知是誰製定的，也不知道為什麼製定，什麼不許穿皮鞋、不許撐陽傘、不許戴草帽，什麼不許吃魚、肉和雞蛋，不許喝牛奶，隻許吃窩窩頭、鹹菜和土豆雲雲，真是稀奇古怪、匪夷所思極了。
楊絳諷刺地說："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
後來，他們知道了錢鍾書被"揪"出來的原因，原來有幾個人聯名上書，聲討"錢鍾書蔑視領袖著作"，還貼出了大字報。楊絳對此勃然大怒，大罵這些紅衛兵連風影都看不見就敢捕風捉影。她說："默存如果說這話，肯定不是這口氣，他會說得更俏皮些。"
咽不下這口氣的兩個人，擬寫了一份小字報，貼在了大字報的下麵，他們提供了自己知道的一切線索，並請求實地調查，隻是不但沒有等到清白的時日，反而換來了一場批鬥。
他們說，雖然沒有證據，但有人告發了錢鍾書，料必事出有因，所以錢鍾書便是有罪的。這樣的莫須有，理由太過牽強，但當時就是有人說得理直氣壯。
除了被批鬥，他們還要陪鬥。一次，紅衛兵發現在台下低頭陪鬥的楊絳打起了瞌睡，便怒氣衝衝地將她押上台去，掛上牌子，戴上高帽，進行一頓聲討挨批，厲聲喝道：
"楊絳，給錢鍾書通風報信的是誰？"
"是我。"
"打著手電貼小字報的又是誰？"
"是我──為了給同誌們提供線索，據實調查。"
這麼多天，他們體驗了世態炎涼，人間滄桑。這裏是黑暗的地獄，如果不是彼此扶持，他們根本沒有勇氣麵對這樣無奈的塵世。這一次，她真的厭倦了，這樣不講理的日子，他們還要過多久？
她的心寒，紅衛兵如何懂得？或許，他們隻是不願意懂得，因為不懂得，便能繼續打著正義的旗號囂張跋扈下去。聽她如此不屑的回答，台下看戲的紅衛兵奓了毛："誰是你的同誌！"
他們遞給她一麵鑼，命她敲響。怒氣衝衝的楊絳，哪還顧得了許多，木槌子一下下死命敲著發泄不滿。這一次，紅衛兵真的鬧翻了天，他們給她掛上又黑又臭的木板，押著她去學部大院遊行。
紅衛兵們命她每走幾步便敲兩下鑼，再自報罪名。我們溫柔聰慧的楊絳，一改往日的忍氣吞聲，她使勁敲著鑼，大叫著："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在用自己的倔強抗議，抗議自己的屈辱，抗議鍾書莫須有的罪名。
柳暗花明時，當楊絳回憶起這段往事，依舊幽默地說："那場鬧劇實在精彩極了，至今回憶，想象中還能見到那個滑稽的隊伍，而我是那個隊伍的首領！"
她依舊是那個詼諧樂觀的楊絳，隻是那樂觀背後，分明是綴著血淚的不堪回首。
但"文革"的摧殘還不僅僅於此。他們還被抄了家，鍾書的皮鞋、領帶、打印機，還有那許多寶貴的書籍、書信和作品手稿都被洗劫一空。如果說，身體的摧殘還可以用意誌忍耐，那麼精神的折磨又如何對待呢？
他們怕那些文字資料落在紅衛兵手裏，不是毀了，便是成了"反動"的罪證，於是硬下心腸偷偷銷毀了不少，連包糖紙都不敢保留。而錢鍾書這麼多年的讀書筆記，凝結著太多的智慧與心血，他們舍不得燒毀，楊絳便鎖在了原先的家中。
有一次批鬥完畢後，有人下命令說："把你們的黑稿子都交出來！"她怕稿子被紅衛兵抄家時毀掉，便將花費數年心血造就的《堂吉訶德》譯稿用牛皮紙包好紮緊，忍痛上交了。
她隻祈禱紅衛兵不要將稿子毀掉，哪怕是遺忘牆角也好。還算幸運，最後她又見到了這凝聚無數感情和心血的手稿，並在西洋文學組秘書的幫助下，喜滋滋地將它抱回了家。
在這人間地獄中，他們忍受著塵世不能承受之重，卻隻是忍受，他們的人格，依舊高大，他們的感情，依舊膠著親密。他們是親密愛人，隻要手挽著手，肩並著肩，便能度過一切磨難。常常有人在背後羨慕道："看人家錢鍾書和楊絳一對兒，越老越年輕，越老越風流！"
這就是他們，不聲不響，不卑不亢。
不忍生離
是誰，觸動了不堪一擊的心弦？是誰，讓他們看到這世間的黑白顛倒？旅途未知，時光難挨，他們在混亂困頓的日子裏踽踽而行。
一九六九年，他們同學部的知識分子一起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他們離了家，與其他"受教育者"一起集中住在辦公室裏，有的六七人一間，有的九人十人一間。
在這"集中營"般的辦公室裏，他們度過了七個月監禁般的生活，每日除了批鬥，還要在清晨集體練操，還要分上午、下午和晚飯後三個單元進行學習。而學習的內容，無外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各種各樣的綱領精神。
那時候，除了領袖的著作和各種文件指示，他們不能看別的書籍。於是，錢鍾書便翻出一部德文原版《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