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全傳25(1 / 3)

第24章興學助教慷慨解囊 熱心公益榮膺爵士

邵逸夫擁有龐大的“影視王國”,巨額的財富讓他曆年來高居香港十大超級富豪之列。“我的錢一輩子、甚至下一輩子也花不光”。“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應用回到民眾”。邵逸夫以“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為人生信條,於1973年創立“邵氏基金會”,對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公益事業慷慨解囊,樂善好施。二十多年來,他為祖國內地教育事業捐贈達32億港元之巨。

身為億萬富豪的邵逸夫,經常把唐代大大詩人白居易的詩句“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製布裘》)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他常對人家說,“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應用回到民眾”。在他擁有大量的個人資產之後,他就一直致力於社會福利事業,把自己的錢財捐贈給社會的公益事業,其中主要是資助各類學校和醫院。

1957年,邵逸夫來香港創業前後,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會”。那時,這個基金會每年都要給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教育、醫療機構捐贈款項,支持當地的教育和慈善福利事業。。

1957年邵逸夫來香港創業之後,又於1973年在香港創立了“香港邵氏基金會”,致力於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建設。

當年,邵逸夫剛好66歲。按照中國人傳統的說法,“六十六歲”應該是人生的一大關口,常言道:“人活六十六,不死也掉塊肉。”

本來,邵逸夫對這個“6”字就很忌諱。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影城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稱為他“六叔”;他的座車也是花了一大筆錢,買了三個“6”字的車號。香港地方雖小,但名車卻多,尤其是上流社會名人,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除了追求車子的名貴之外,還要追求一個漂亮的車牌號碼。

像周潤發、劉德華、張柏芝這樣的明星大款更是非常講究。他們的車牌號碼都有特定的含義。有的是與自己的生日有關,有的則是自己的英文名字有關。比如,稱為“發哥”的周潤發有一輛自己的豐田牌坐車,他的車牌就是“CF1955”,“C”是“周”的英文字開頭,“F”是“發”的英文字開頭,而後麵的“1955”就是“發哥”的出生年份。

又如香港的歌壇影視巨星劉德華,他是9月17日出生的,他的車牌號就是“AL917”,也就是“Andy Lau”的縮加上他的生日日期。張柏芝生於1980年,她擁有一輛“寶馬328”的跑車,她的車牌號就是“HH1980”,“HH”是“芝芝”的簡寫,再加上她自己的出生年份。朱茵的男友黃貫中的車牌號是“1964”,也是以他出生的1964年當車牌號的。還有成龍的車牌號是“JC1”,是好友楊受成於1999年在一個拍賣會上,以115萬港幣替成龍競標獲得的。其中“JC1”的意思代表“Jackie Chan第一“的意思。還有歌星王菲的車牌號是“FW1999”,用的是“Faye Wong”英文名簡稱;其男友謝霆鋒的車牌號是“FW990”,用的也是王菲的英文名。梁朝偉的車牌號“CW7”,是取“朝偉”的英文“Chiu Wai”的縮寫。

名氣大的上流名人,車牌號也和一般人不同。“無線”大老板邵逸夫的車牌號,就三個“6”字。因為“六叔”對這個數字“6”既心存忌諱,又情有獨鍾,於是在1978年就以33萬港幣買到這個三個“6”字的車牌號碼。邵逸夫其他坐車的車牌號也都與“6”有關,像“AE6”、“AX6”、“AZ66”等。

到了1973年,邵逸夫又是六十六歲,兩個“6”字撞到一塊來了。一種心理作用,讓他在這一年明顯感到身體上有一種不適。他擔心自己身體發生了什麼毛病,就請來了名醫診斷,但奇怪的是一點毛病都沒有查出來。邵逸夫並沒有由此而放心,反而更加擔驚受怕,開始燒香拜佛,祈求神靈了。一天到晚神情恍惚,弄得疲憊不堪。據說到後來就弄出了一個“棺材衝喜”的笑活。

那一天,邵逸夫將自己的擔心自訴了在自己身邊的方逸華。此時,方逸華正在“邵氏公司”主管財務,很受邵逸夫的信任。方逸華就對他說:

“六叔,這可要當心啊!我聽說影城裏有一個叫李迪的人,據說精通旁門左道之術,不妨找他來想個法子衝衝喜!”

邵逸夫一聽,沉吟了半響,最後還是點了點頭。於是,方逸華就打了個電話,把那位李迪請到了辦公室。

李迪來到邵逸夫的辦公室,胡言亂語了一通,然後竟說:

“六叔,我看您老人家今年六十六歲,正是人生的一大關口,何況您老人家生來就和‘六’字有緣。今年六十六歲,要想人財兩旺,消災弭難,我看得想個法子才好。”

邵逸夫說:“你說想個什麼法子?”

“法子倒有一個,就怕六叔您……”李迪故意說了半句不再往下說了。

邵逸夫一見笑了起來,說:“你這小子,也學得跟我賣關子了,我叫你來,不就是叫你想法子麼。就怕六叔我怎麼啦?有話快說!”

“是,有屁快放,是吧?”李迪油滑地接著說,“六叔,我看應該在您的辦公桌上,擺放兩副小棺材衝衝喜才行。”

邵逸夫一聽,又有氣又好笑。但他還是笑嘻嘻地對李迪說:“你有沒有搞錯也,李迪!棺材是倒黴的東西,衝什麼喜啊?”

李迪說:“六叔,我絕對沒有搞錯。用棺材衝喜,這叫以毒攻毒。凡是衝喜,都是用最不吉利的事情來衝。您聽我的沒錯,派人去做兩副棺材來就是了。”

邵逸夫聽李迪這麼一講,覺得李迪這小子既然有此膽量出這樣的“損招”,居然不怕我炒他的魷魚,莫不真是有些來頭,於是就答應了。他就對李迪說:

“好,我就聽你的。你所說的棺材,怎麼個做法?需要多少錢?”

李迪不慌不忙地豎起三根指頭,望著邵逸夫說:“三萬塊也。”

邵逸夫一聽,被他嚇了一跳。

“什麼?三萬塊?那是什麼錢?”

李迪一本正經地說:“六叔,這三萬塊既不是美金,也不是英鎊,就是我們香港的這種錢幣。因為是您六叔的棺材,所以才要三萬塊錢一副。如果是我李迪的,三個銅板都不要!為什麼?因為您是大老板嘛。”

邵逸夫聽他這麼一說,也不再說什麼,就向李迪討教那“三萬塊錢”一副的棺材怎麼做法。那個李迪也真不含糊,果然又信口開河地說:“您這兩副棺材是有標準的。要做九寸九分九厘九毫長,三寸三分三厘三毫寬,大一分毫或者是小一分毫都不起作用。”

邵逸夫說:“好,我就依了你。要是衝不走我的‘喜’,我就拿你是問。”

李迪也說:“要是那樣,我死也無悔。”

邵逸夫果然花了六萬塊錢,請人按照李迪所說的尺寸,定做了兩副棺材,然

後端端正正的擺放在他那總裁的辦公桌上衝喜。

這兩副小棺材做得精巧倒是精巧,可是擺放在邵逸夫的辦公桌上,就成了一大“邵氏影城”的一大笑話,引得“邵氏影城”的員工們,不管有事沒事,都想找個機會到六叔的辦公室來,想親眼看看六叔這兩副花了六萬塊錢的小棺材。看過之後,大家都說李迪這家夥也實在是太陰損了,變著花樣讓六叔出血。這六萬塊,可相當於現在的五六十萬港幣啊!

但是,邵逸夫並沒有這麼看,後來他卻認為這個六萬塊花得值。

為什麼呢?原來這一年“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一片,打破了香港各類影片的票房紀錄,又一次挫敗了“嘉禾”威協。二是“邵氏”的股票在1973年的股市狂潮中,每股竟猛升至33港元。

邵逸夫當然沒有忘記,1971年,邵逸夫將“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正式上市,正好香港股市“盲俠”當道,隻“牛”不“熊”,一個勁兒地往上竄。到了1972年,“邵氏”的股票,最低價為5·71港元,最高價為15·8港元。可是到了1973年,竟一度攀升到了35元。“邵氏”不送紅股,市價仍有29·17港元。邵逸夫看準時機,當機立斷拋出手中的股票。僅此一拋,就讓他狠狠地大賺大撈了一筆。

所以邵逸夫認為,說不定這真是李迪那小子做的好事。

由這個“棺材衝喜”的笑話,又讓人們想到了“六叔”另一件好笑的故事,那就是關於邵逸夫的“銅像事件”。

據說早在1966年,邵逸夫竟心血來潮,授意影城的員工,為他自己鑄造了一尊銅像。他準備把這尊銅像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門前,來為自己這些年的成就歌功頌德,為自己樹碑立傳,讓來影城的人都去瞻仰一下自己的風采。

銅像鑄好之後,邵逸夫就去找新上任的宣傳部主任陳銅民征詢意見,說準備在新年到來之前,把自己的銅像立在影城的大門前,問他有什麼想法。

陳銅民雖然是一位小小的宣傳部主任,但對老板的這種做法還是持反對態度。他就直言不諱地對邵逸夫說:

“六叔,我認為這個銅像不能豎,一是在通常的情況下,隻有人死了之後,如果有資格豎銅像,才能豎銅像;活著的人,是沒有如此招搖的,這簡直是惹人笑話。另外,即使要堅銅像,也不應該豎在自己的家門口,應該豎在公眾場所。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您已經決定了要豎,那您還是豎吧。”

邵逸夫聽陳銅民這麼一說,認為言之有理,不說一句話就走了。

從此以後,邵逸夫就不再提豎銅像這件事。後來,這尊銅像就被棄置在影城的道具房內,任人踐踏,從沒有人過問過。據說有一次,當時“邵氏公司”的廠長、邵逸夫的侄兒邵維欽(邵維欽是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的兒子)和陳銅民因事同去道具房,看到倒在地上的這尊銅像,就對陳銅民說:“喏,這不就是老板的銅像嗎?”

說完,邵維欽就一腳踩在邵逸夫的銅像的臉上,跨了過去。

邵逸夫的這尊銅像到最後也沒有豎立在影城的大門口,而是成了任人踐踏的道具。但是,他對此卻一點也不在乎。

從這兩件事情上就不難看出,當年的邵逸夫和後來的邵逸夫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無論是他的目光還是他的追求,到後來已經是判若兩人了。所以到了1973年,他要在香港又一次創辦“香港邵氏基金會”,其原因也就在此。

也就是從1973年開始,邵逸夫開始真正領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和生命的意義。他開始明白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道理。從而,他就開始關注慈善事業,損款讚助教育,解囊公益,大辦善事。

1973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捐款50萬港幣給香港“蘇浙公學”,資助該校新建一座藏書三萬多冊的圖書館。

當年5月30日晚七時許,邵逸夫捐贈典禮儀式在香港“蘇浙旅港同鄉會”會館隆重舉行,港島各界名流顯貴雲集一堂。香港教育司首長簡寧先生主持了這一盛會。在捐贈典禮大會上,蘇浙旅港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首先致辭。徐先生對邵逸夫慷慨捐贈,嘉惠青年的善舉表示感謝,並宣布該圖書館將命名為“邵逸夫圖書館”。然後,簡寧先生在發言中再一次褒獎邵逸夫捐助巨款的重大意義。

在典禮大會上,邵逸夫以流暢的英語致辭,讚揚和評價了蘇浙公學及蘇浙旅港同鄉會的教育成就,並表示願為其作點力所能及的貢獻。邵逸夫的致辭,獲得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此後不久,蘇浙公學又擴建校舍,邵逸夫再次解囊相贈,捐助100萬元港幣。為此,蘇浙旅港同鄉會,一致決定,推舉邵逸夫為“永遠榮譽會長”。

後來,邵逸夫又給座落在內地杭州市的浙江大學,捐款1000萬港元,資助家鄉的教育事業。該校校長韓禎祥與全校師生通過了一項決議:一致決定用邵逸夫先生捐贈的這筆巨款,在風景如畫的玉泉風景區修建一座科學館,並命名為“邵逸夫科學館”。

邵逸夫開始醉心於慈善事業的指導思想是散財積德,即中國人傳統的做好事思想。後來,他進一步認識到了教育事業的重要性,他的捐贈就明顯地開始向教育事業傾斜,在此後的歲月裏,一進樂此不疲。

1974年,英國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為表彰邵逸夫捐資辦學,熱心公益的精神,特授予他為“皇家CBE”勳銜。

1977年,香港正在興建一個規模宏偉功能齊全的“香港藝術中心”。邵逸夫出手大方,當即捐贈600萬港幣讚助。他的這一壯舉,倍受港島各界人士的讚譽。邵逸夫也因此榮任“香港藝術節”大會主席,以及“香港藝術中心董事局”副主席之榮銜。

1977年,是邵逸夫人生曆史上最輝煌的一頁。這一年,他再度被英國女皇冊封為Kinght Bachelor (皇家爵士)勳銜。從而,邵逸夫成為香港娛樂圈內,獲得爵士殊榮的第一人。

當年,邵逸夫盛裝一新,喜氣洋洋地親赴英國霧都倫敦,接受這一殊榮。當他載譽返港時,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像迎接凱旋的英雄一樣,恭候在啟德機場,等待他走下座機。邵逸夫走下機艙時,對歡迎的人群說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人說賺錢難,但有了錢怎樣去用,把錢用在最適當的地方,那才是更難的事!‘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這就是我的人生信條!”

香港記者何江西多年以後,回憶當年在香港啟德機場,采訪回港的邵逸夫先生的情景,還記憶猶新。當時,他問邵逸夫先生,“邵氏公司”當時製作的影片《表錯七日情》票房突破千萬,賺了多少利潤?

邵逸夫先生隻是笑著說:“賺了多少不是問題,捐了多少錢給國家才是重要的事!”

“點解吖?”邵逸夫的回答讓何江西有點摸不著頭腦。

邵逸夫接著說:“中國很窮,需要很多金錢來辦學校發展教育,建造醫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財富取之於民眾,應用回到民眾。”

這樣的回答,實在讓何江西和在場的人都感到震驚。邵逸夫的話,讓大家都看到了他此時的內心世界,同時也道出了每一位有道義和良知的富翁的心理。2\:

當年,英國女皇為表彰邵逸夫對社會工作及慈善事業所作的貢獻,還任命他為“香港紅十字會”主席之職。邵逸夫任這一要職長達十二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