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就是屬於在低潮嘛。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你就是找不著感覺，一直找不著感覺，有很多次都是這樣的情況。你知道電影這種東西，它的完成過程有時候也很讓人痛苦的。比如說：當你搞到一個劇本，你一開始覺得這個劇本很好，你就找感覺，找感覺，然後你把錢搞好，你給演員又打了招呼，甚至你都跟演員簽了約了，這時候幾個月過去了，你還在試圖找感覺。有時候導演會覺得，我拍起來以後會有感覺，或者我邊拍邊改這個劇本。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可你卻始終在找感覺。當所有的東西都到位之後，你突然發現：糟糕，其實改不好，沒感覺！但是這時候你隻能拍了。
許戈輝：像你前麵說的《幸福時光》？
張藝謀：不是。你隻能拍了，而且你得把你這種不安、這種沮喪、這種要失敗的情緒深深地藏在心裏，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來，因為你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許戈輝：因為你是領軍人物？
張藝謀：你讓投資人看出來了，怎麼行？投資人剛剛熱情地把錢給了你，你說我這個戲可能不行，人家怎麼弄啊？所有的演員都是在你的感召之下來的，他們都是非常好的，對這次跟張導演合作充滿了信心、興奮。不管是新人還是老人，所有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你的任何沮喪都會影響他們。你突然發現這個電影拍不好。你能說這話？你讓大家怎麼想？我覺得導演在這個時候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不會承認，一方麵你是不願意說出來，另一方麵你不會承認。你還在找感覺。我有幾部成功的作品，就是臨時找出來的，像《秋菊打官司》，完全是臨時找出來的。我都拍了三分之一了，才有感覺，就是臨時找。
許戈輝：這算是幸運的。也有那種一直找的？
張藝謀：有時候一直找，因為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都拍完了，卻還在想，我還可以剪接，我在剪接上找，然後剪過來，剪過去，這麼來回搭，就跟搭積木似的。可是一直搭到最後還是沒找著。
許戈輝：原來這就好像一個人，一個本來就是很豪爽的人。他知道明天要去進行的決鬥他是必輸無疑的，但就是在這個時候，他也不能讓人家知道他會輸。
張藝謀：所以我覺得這是很痛苦的事情。
許戈輝：那這個時候是孤獨的，對嗎？這種時候有沒有什麼人，你會去跟他說？
張藝謀：都不能說。比如《英雄》這部電影，所有這些演員都是衝我來的，首先是衝著我來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責任。你有譜兒也罷，沒譜兒也罷，你心裏很清楚。你現在是領著大家衝鋒，你應該讓大家快樂，應該讓大家自信。你要讓大家享受這個過程，享受合作的過程。
許戈輝：我看，像執導歌劇或者拍芭蕾舞劇這樣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你的一種緩壓的辦法，一種減壓的做法呢？就比如說在這個電影的領域，特別希望尋找到突破，這方麵的壓力太大，我就向別的方向發展。
張藝謀：什麼減壓？比原來更忙了。
許戈輝：你是說這是一種在藝術境界上的超越？
張藝謀：那不是。首先是人家找我，全都是人家找到我。找到我之後，我就覺得時間也合適，藝多不壓身嘛。另外一個領域，我覺得也非常有意思，我有興趣，我有感覺，所以我就接下來了。你看意大利找我，說：“你給我們導歌劇吧？”找了我半年，我連理都沒理。我覺得這是什麼呀？讓我導歌劇？我沒管，因為我不懂歌劇。他們跟我來來回回說了半年了，我都沒理人家。後來有一天，我偶然跟我們原來的作曲趙季平聊天，我把這個當作笑話跟他講，我說：“季平，還有一個意大利歌劇院死活讓我給他導個歌劇。”他說：“什麼歌劇呀？”我說：“叫什麼公主、什麼朵之類的。”他說：“是不是那個《圖蘭朵》？”我說：“對，就是那個。這個《圖蘭朵》是什麼我都不知道，你看我這人孤陋寡聞，沒有文化。”趙季平一聽，說：“那個好啊！那是個中國故事。”我說：“是中國故事嗎？”他說：“你一定要接，你寧可少導一部電影都要接這部戲。”他說：“我給你一個帶子，你看看美國大都會當年拍的，看了就知道了。”第二天他馬上找了一個帶子給我。我插上一看，了不起！是一個大型的東西，是一個中國故事。我這才知道是這麼個東西，覺得很新鮮，我覺得對中國的東西可能我會有感覺，這樣我才接了。完全是偶然的。
許戈輝：事實證明這個《圖蘭朵》也成功了。《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反響也很好。
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也是因為人家找我，建議我自己導一個芭蕾舞劇。是中央芭蕾舞團找我導芭蕾舞劇，說是劇目任我選，我也可以自己編。我想來想去，覺得把《大紅燈籠高高掛》變了比較有意思。因為那裏麵有京劇，我就特別想把京劇跟芭蕾舞做一個結合。我當時腦子裏就有一個畫麵，覺得如果這個男演員這樣表演--讓京劇把芭蕾舞演員托起，西方和東方融合起來，東方是基礎，西方是上麵--這好像特別有意思。抱著這樣一種印象，我就把這事給辦了。又比如說申奧，申奧是因為領導賞識我，才找了我。我是當作為國出力，就去辦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