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普·托恩、理查德·倫德特裏、托尼·洛比安科和艾琳·卡拉等組成了配角的班底。
瑪莎·瑪森原定是要扮演雷諾茲的私人秘書，同時也是伊斯特伍德追求的對象，在她因檔期不得不退出後，接替她的是簡·亞曆山大。影片定於5月底開始拍攝。
“我沒花太長時間就琢磨出本傑明為什麼能得到這份工作，”雷諾茲在其自傳中寫道，“不僅是因為他的才華，而且在於他對克林特的誠惶誠恐。他們交換意見的情形幾乎是一出喜劇，比電影本身更加出彩，尤其是當本傑明帶著顫抖的聲音去征求克林特的意見，而克林特就像他扮演的大多數角色一樣不願多說一個字。”雷諾茲談到，不管什麼時候，當理查德·本傑明要求為某個鏡頭多拍幾條時，伊斯特伍德總會用搖頭讓對方碰一鼻子灰。
一天晚上，他們計劃在環球片廠的紐約街道布景前拍一個爆炸場麵。弗裏茲·曼恩斯下午趕到時，劇組人員正在準備特技效果。他注意到幾台攝影機排成了一條線，於是問攝影師為什麼機位如此相似，攝影師回答說本傑明要求每台機器都取不同的景別和不同的角度。
在自己無法作出判斷的情況下，曼恩斯鑽進伊斯特伍德的房車，讓他出去看看現場的部署。幾分鍾後，伊斯特伍德回來了，一邊笑著一邊說：“我告訴他，我認為一台機器架在屋頂上，一台放上搖臂，另一台伸出窗戶接近炸點會更好。”過了半個小時，曼恩斯走出去一看，發現所有的機位都已經嚴格地按照伊斯特伍德說的一一擺好。
伊斯特伍德不可動搖的權威並非本傑明遇到的唯一棘手的事情。開機剛幾天，從歐洲來的飾演雷諾茲女友的演員就因病去世，隻好臨時由瑪德琳·卡恩頂替。雷諾茲也交上了厄運，拍攝期間成了醫院的常客。他先是被診斷出患有腎結石，繼而又發現其內耳有炎症，更倒黴的是，他的下巴在拍戲時被誤把真椅子當成道具的特技演員打成骨裂。
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理查德·本傑明千方百計在現場調動伊斯特伍德和雷諾茲的幽默感，使之碰撞出火花。雖然他們之間時不時蹦出一些可笑的橋段，但卻無法改變整部影片沉悶的氛圍。
愛德華·卡法戈諾設計的大部分場景都顯得陰鬱灰暗。配角演員的才華也基本被浪費掉了。約瑟夫·斯汀森對布萊克·愛德華茲的劇本所做的“潤色”更像是肢解，情節的主副線之間缺少連貫性，幾乎是笑料和動作場麵的簡單堆砌。
憑借兩大明星的個人號召力，《義薄雲天》在1984年聖誕節上映時一舉拿下5000萬美元的票房。然而，這一結果並未達到期望值，如果算上伊斯特伍德和雷諾茲的高額片酬，該片在收支上僅僅打了個平手。雖然影評界頗有微詞，但該片卻成為伊斯特伍德為數不多的“邪典電影”之一。
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布萊克·愛德華茲最終以編劇的身份拿到了300萬美元的片酬，但他拒絕在片中署上真名，而是用了一個“薩姆·O．布朗”的化名。“這件事令我傷透了心，”他在采訪中說，“我一輩子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打擊。”伯特·雷諾茲對這位老導演充滿了同情，他在自傳中說：“他自始至終沒有從這起遭遇中恢複過來，回過頭去看，我認為他有足夠的理由表達他的憤怒。”到這時為止，還沒有一部電影能真正為伊斯特伍德贏得評論界的尊敬。他的作品看上去都不太夠檔次，尤其是與七十八年代美國其他主流電影導演所取得的成就相比，這些人包括了羅伯特·阿爾特曼、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伍迪·艾倫、弗朗西斯·科波拉、西德尼·盧梅特、約翰·卡薩維茨甚至哈爾·阿什比。整個80年代中，伊斯特伍德隻有一次進人了全美百名影評家每年評選的20大最佳電影人的名單，1988年，他憑借《菜鳥帕克》名列第19位。
華納兄弟公司在宣傳上的成功不僅在於對伊斯特伍德作品藝術性的強行聚焦，而且有意縮小了橫向對比的範圍，更多的是讓伊斯特伍德與自己作縱向比較。在這樣一個有限的話語範疇和期望值下，這位明星的任何一個舉動都可能被放大為藝術上的冒險。
宣傳機器盯準了紐約和洛杉磯的媒體神經中樞。華納兄弟很清楚，有威望的影評家的觀點和對影片價值的大量報道會起到以一當十的效果。到1980年12月現代藝術博物館為伊斯特伍德舉辦回顧展時，他的藝術性基本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緊接著，羅伯特·馬茲佐科於1982年在頗具影響力的《紐約書評》上發表的文章為伊斯特伍德戴上了“供給學派明星”的帽子，這一術語來自於羅納德·裏根的供給學派經濟。之後，著名作家諾曼·梅勒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在1983年的《展示》雜誌上將伊斯特伍德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小鎮藝術家”，並且將《永不低頭》這樣的電影表述為“美國人的精神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