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定之後，豔楓千叮嚀萬囑咐，絕不能暴露她在這裏落腳的秘密。她的傷勢嚴重，被人打得很慘。為什麼被打？一言以蔽之：“看你還告狀？”
當天晚上，她沒有回來。第三天回來不大一會兒，又走了，非常神秘，我們什麼也不便詢問。
又來到家裏。她住在一家收費低廉到不能再低的澡堂子裏，吃飯主要靠自帶的幹糧，白天那個吝嗇的人陪她上醫院，一切不過應付而已。那人也很神秘，聲言經費緊張，所有的開支要維持在低到不能再低的水平，而且不時提醒豔楓注意，她這次的任務就是看看左眼有沒有被打瞎，能不能複明，其他一概不管，要是眼睛沒有打瞎，“回頭還要跟你這假小子算賬，放明白點！”
對豔楓來說，生死已經置之度外，她要利用這次上北京的機會告禦狀。她用一隻微弱的右眼跑中南海，闖國務院，一身臭汗味，滿嘴大蒜氣。據她自己說，她身上的氣味太大，信訪接待的人有點不耐煩。我說：“這身衣服無論如何你得洗換洗換！”她說：“可真是的！”老吳說：“一個女人家的，又是個文人，讓人笑話！”不由分說，硬逼著她把上衣立刻脫下，扔進盆裏，三下五除二，替她洗得幹幹淨淨，遺憾的是，墨水暈染的那隻小桃子，依然掛在左上口袋的下方。等吃完麵，給她揣上幾個大白饅頭後，那件不濕不幹的襯衣，又到了她的身上。她急忙要走，剛跨出門檻，又回頭，悄悄地告我說：“這地方不能暴露，記著！今天有人盯我的梢。記著，絕不能再和他們通消息了，我求求二位老師！”出得門去，木然而立，來個二回頭，重又跨進屋門，輕輕把門掩上，然後不好意思地說：“老師，我可是非常尊重你們，你們可不能再告訴他們！”說罷狡黠地一笑，輕輕地打開大門，伸出腦袋四下張望，無人，這才飄然而去，不待我說“眼睛不好，走路當心”，一眨眼，人不見了。
“是不是神經出了毛病？”我和老吳都這樣琢磨著。她說：“要麼是嚇怕了，疑神疑鬼。”我接著話茬，說：“要麼就是有人把她逼成神經病！”
看樣子，她這次進京同樣地不順利，信訪人員好像在敷衍她。遇著民告官、白費蠟的“老大難”問題，信訪人員束手無策，但也不能給一個似乎有冤無處伸的人以暗示、以刺激、潑冷水。而她呢，每回都以“哭秦庭”的韌勁和磨勁，抱著“這回可能有門”的希望期待著曙光和奇跡。“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所見所聞，讓我們對她不能不百般同情。我們明知她麵臨的是雪上加霜的更為沉重的打擊，可是，我們又能怎麼樣呢？
可她幹嗎行動詭秘、神經兮兮地？
一天夜晚，她來了。進門之後，什麼話也沒說，瞪大眼睛看人，吃力的睜大被打得紅腫的雙眼使勁地直盯著我。她瘦了，憔悴，眼睛顯得特別大。她猛回頭，一轉身，進到我的小屋，指著我的小桌，看我沒有什麼反應，自己伸手從桌上收走她來時交給我的幾部小說手稿，隨即塞進那個膩髒油亮的黑包，沒有像往常那樣非讓談意見不可而且想方設法要把你的意見掏空。豔楓今天反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上回我給當地作家寫的幾封信她送交了沒有？我正要開口問個究竟時，豔楓轉身要走。她乖覺如狐，渾濁寒冷的目光非常嚇人，臨走摔給我們這樣一句話：“讓你們不要給人說……”自己開門，撞門，飛走。
從此以後，豔楓沒有來，我和老吳都很著急。再等等看。一周一周過去，豔楓沒有來。她再也不來了，再也不會來了。
直到今天。三年後的今天，豔楓音訊全無。
她沒男人，沒子女，舉目無親，光棍一個，一人飽了全家不餓。但是，家被抄，門被封，有家歸不得，四處流浪。她反倒安慰我們說：“好在縣裏人同情我，說我是好人遇難，所以，不管去誰家，都能喝上一口熱湯熱飯。當然，現在的人也怕事。我還會看病，人們還有求我的地方。二位老師，餓不著，請放心！”她訂了好幾種雜誌，每種雜誌都變換不同的地址。再怎樣顛簸、浪跡天涯，每天都要練筆寫小說。她寫小說是一種自覺的審美活動，是審美，也是寄托和叫喊。她不管走到那裏，鋼筆、稿紙、墨水隨身帶。在她的黑包裏，的確，這些裝備一應俱全，係我親眼所見，那是她從包包裏給我掏醫院的診斷書時我親眼看見的寫作對於她，好像服用廣告上吹得神乎其神的靈丹秒藥似的——“有病治病，無病防病”。實在活不下去時，文學似乎會給她以安慰、以力量，以陪伴這“天問”式的走投無路的一縷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