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場化程度與政治機會結構的製約
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中出現的特有的“內外媒體聯動”的現象，尤其是地媒體對異地監督的積極回應對專家模式和公眾模式的關鍵推動作用，反映宏觀政治結構對媒介商議形態和媒介作為的影響。這種聯動的產生很大程度與中央和地方政府兩級管理模式和兩者對於城市遺產的價值和利益訴求的差有關。今天的中國，國家和政府已經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已經出現不同級政府之間、國家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街區之間的功能和利益的分化。這種分化及由此帶來的立場差異，體現在城市重建過程中各級政府在城市增長要求下於各自利益進行的協調和博弈。由於這種博弈，多級管理的政治結構為媒介議對地方公共政策提出質疑提供了機會，這也是媒介商議始終保持在既有宏政治框架內的原因之一。中央政府為媒介商議提供了“公民權利”、“公民參與“媒介監督”等宏觀的政治話語資源，上級領導的表態也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戰者提供了話語支持。相比之下，缺少多重級別的政治機會結構，發生於地方治管理體製和媒介結構內部的媒介報道較難對既有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產生撼的可能。
同時，媒介自身的市場化程度也為媒介行為對官方話語和價值壟斷的突提供了一定空間。有學者認為，從我國3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來看，我們所要慮的問題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從經濟改革到社會改革、從經濟政策到社會策的曆史性轉變；第二，媒介性質和功能轉換問題，在基本趨勢上表現為：從生主體多元化到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媒介化過程中去尋找一個社會意識多元互動傳播網絡，在大眾傳媒自身加入市場經濟以後，增加了社會的厚度，大眾傳媒調節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同時，本身也被國家調節（管理和調控）的對象，其權力質也“由簡單的政治權力而向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重疊”。綜觀四種媒介商議模式及其時間脈絡上表現形態，從最初對粵東新館拆遷進行跟蹤報道的《羊城晚報》、《生活時報》（後者於2003年重組為《新京報》）到對商議議題起到主導推動作用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新民周刊》，以及在人文模式中表現突出的《申江服務導報》、《外灘畫報》、《新京報》等都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都市類媒體。市場化運作為媒體提供的“負責報道一切”、“滿足讀者需求”等話語資源成為參與媒介商議的理由，對讀者喜好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成為市場化較高的媒體積極參與城市遺產保護報道，推動專題報道策劃的主要動因之一。與此同時，市場因素對於大眾媒介的公共性也有一定的製約作用，偏重於時尚消費類的媒體在商議議題和公共性實踐中都表現出一定的零散和不完整。
（三）媒介話語空間的重構
按照德雷澤克對商議民主領域中的話語競爭的強調，公共領域是意見交換的網絡，當交往出現，公共領域亦出現。本書考察的四種媒介商議模式中，針對不同議題、不同類型的大眾媒介發揮了不同的作用、采取了不同的參與程度，圍繞不同議題的公共領域也在不同情況中動態地結成，媒介內部結構自身也發生了分化與重構。這種重構對於商議民主的意義，在於其形成了媒體之間一種可重複的、規律式的議題和話語的交換網絡，從而促成公共領域產生機製化的作用。
首先，《中國建設報》、《中國改革報》、《法製日報》等中央行業和專業媒體在涉及專業議題和政治議題的討論中表現出較強的參與意願，在專家模式和公眾模式中，中央級專業媒體上發表的文章多次被大眾化媒體轉載，為各商議主體提供話語資源以作為支持偏好的理由，在推動商議議題的深化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這類媒體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過於偏重“專家視角”，往往對城市保護實際操作中出現“假保護、真破壞”以及對所在地居民利益剝奪等問題的忽略，降低了其在公共政策決策模式和維護居民權利等政治意味較強議題中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