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從業者的非常規操作具有推動媒介改革和媒介商議的民主化功能，不是所有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中出現的“非常規”操作都具有民主化的意義和持性。傳播學者李金銓認為，中國的媒介改革自身缺乏貫穿全局的思想，以至流短視和投機，常常跟著政策搖搖擺擺。從推動商議民主的視角出發，中國媒需要始終保持監督的立場，並承擔起凝聚地方共同體認同、建構商議居民和公主體、為公眾提供商議理由的功能。在報道體裁上，除了作為公共話語表達的台給予商議主體同等的發表評論或者獲得專訪的權利外，采用“平衡框架”的度報道在凝聚商議議題、推動商議活動演進方麵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多元平衡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價值行業要求，在我國城市遺產保護報道領域，“平衡架”的深度報道對凝聚商議議題、推動公共轉化方麵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製造合意與凝聚商議之間最為關鍵的差異在於能否在同一篇報道中展現相同或不同商議群體從不同視角出發產生的意見衝突，相對於為單一類型或者派別的商議主體提供表達的空間，在同一篇報道中反映不同主體之間多元差異的偏好，有利於為社會公眾呈現出對各種偏好的價值的關聯和合理比較，有利於呈現媒介商議中的“重疊共識”。“重疊共識”是指在各不相同的學說之間尋求相互重疊的共識麵，這種共識是公民的“全體觀點”，是公民參與民主政體的意誌基礎。在承認價值多元的前提下，當審思和妥協難以辨認，在一定階段內，價值觀念上的完全共識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媒介話語空間內多元、平等的表達則成為彙聚“重疊共識”的重要渠道。
同時，在塑造商議代表的過程中對人物報道的體裁需要慎用。人物報道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連接商議代表和社會公眾的作用，但是其個人化的敘事方式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對媒介商議再精英化的危險，並降低其社會基礎的製衡力量。在具體操作中，人物報道和人物專訪需要有與商議代表意見偏好相關的證據理由，以避免過度發掘商議代表的個人生活而走向娛樂化的偏離。
在征詢議題利益關聯者動員媒介參與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對專家學者的采訪中更應尊重學術場域的內在自主性。媒體就專家是否有效履行了項目論證的職責，對專家的意見進行程序確認，但往往誇大專家在決策體係中的權重，而引發公眾對專家的失望情緒和對決策體係的認識偏差。《南方周末》一篇題為“溫和派羅哲文”的專訪中，就東四八條胡同、南池子、美術館後街22號等北京拆建項目征詢羅哲文的讚同或反對意見。當羅哲文表示“情況不明，不好判斷”後，即對其冠以“溫和派”的標簽。對不了解的情況不發表意見是專業場域的慣習之一，在涉及公共議題的討論中，這種慣習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專家發言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是保持專業權威在公共討論中的公共性的前提。僅僅報道專家的不表態，而不探究這種不表態之後的原因是對專業自主性的侵蝕。由於城市遺產保護議題的價值依賴性，專業學術場域是媒介商議價值資源最早也是最主要的價值資源提供者，而學術話語的邏輯性要求媒介能夠完整而有效地呈現其偏好背後的理由；否則，無論初衷如何，隻表明觀點偏好不說明理由都會引發製造“媒介合意”的風險。由於報道篇幅的限製和對新聞價值時鮮性、相關性的要求，對專家學者所提供理由的充分消化和準確表達則為傳媒從業者提出了一步的要求。
在此基礎上，媒介從業者對於“程序正義”和推動民主化的自覺意識是媒民主化穩定而持續的重要保證。部分媒體報道對商議代表的炒作和扭曲，對議主體個人經曆的過分發掘，以及“發現上海”中曇花一現的公民“呼吸權”議題由於沒有記者接手而擱置的“新天地十周年”專題都是媒介從業人員缺少對公商議自覺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