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出現的時間各有先後，但是從目前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的整體層麵而言，很難判斷出哪一種模式在目前或者將來占據主導地位。實際上，在現實環境中，針對同一城市遺產所進行的媒介商議往往出現上述四種商議模式交替混合的情況。專家模式中的典型案例2002年北京南池子改造媒介報道的初期即體現出政商模式的明顯特征；2006～2010年南京城南保衛戰中也頻頻出現圍繞“曆史名城保護論壇”、“顏料坊風貌保護項目”等保護項目展開的政商模式商議。在上海石庫門保護政商模式媒介商議進程中，針對“淮海路梧桐樹”（1993）、“陸家嘴紀念堂”（1998）、“大世界原址修複”（2007）、“外灘劃船俱樂部”（2009）等專家模式的媒介商議活動也先後發生。同時，人文模式的媒介商議往往同時伴隨著其他三種商議模式而出現，作為公共商議中的“人文和聲”起到凝聚民間表達、提供話語資源的功能，但是人文模式近年來日趨“商業化”則使這一模式的發展前景並不明朗。不同的商議模式在同一媒介熱點事件中亦存在著相互之間的競爭，體現出這一領域不同意見群體此消彼長的價值衝突與利益爭奪。
（二）媒介商議中的民主增量和形成
媒介溝通的可能雖然從模式的角度很難判斷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的未來走向，但是媒介商議的演變脈絡中確有一定“民主增量”的發生。
首先，這種增量體現在有限理性的拓展。民主商議是一種決策前的討論，其開放性在於對“有限理性”的承認，並承諾隨著商議主體有限理性的拓展開啟新一輪商議的可能。隨著媒介商議的不斷進行，不同政治經濟站位的大眾媒介為不同的利害相關群體提供了展現和表達的可能。雖然居民和普通市民群體參與公共商議的機會和能力仍舊存在較明顯的弱勢，但是大眾媒介至少通過長期的報道將這一群體“展現”（invoke）在公眾的視野中，列入公共決策的考慮範圍內。從民主化的角度來講，無論各商議主體采取何種方式進行表達，其表達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真實的商議允許爭論、巧辯、詼諧、情感、陳述或者說謊以及閑話，但必須是非強製的，這相應地要求排除權力運用而形成的支配，以及控製、灌輸、宣傳、欺騙、純私利的表達，脅迫（有些討價還價的特征）和進行意識形態同化企圖，當反思性偏好影響集體結果時，就會存在真實的民主。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媒介商議中大多數居民的意見表達更多集中於對其個人利益的訴求和個話語的表達，但是參照之前居民話語上的無聲地位，即使包含了非理性的因素這些表達的本身也具有民主化價值。有限理性的擴展成果還通過先後參與過起媒介商議活動的社會學者、大眾媒介、跨界記者和民間保護誌願者這些社會員的持續努力得以延續。新聞話語的特性在於其對“社會現實”的建構作用，“錄曆史”的報道在後續的媒介商議中以“新聞背景”的形式出現，也就規定了新事實中的“因果框架”，而共理性也因這些新聞背景的使用而實現著積累和拓展遺產保護報道領域中新型報道題材的廣泛應用也將進一步擴大信息來源範圍發掘新聞背景深度塑造，已成為新聞生產的慣例，從而使更為開放、多元的話交往機製得以延續。城市遺產保護各利害相關主體和利益訴求以及城市遺產承載的文化價值、市場價值、生活價值在媒介不斷報道中逐漸清晰而積澱為社成員的集體認同，由此促進公共商議中的主體以及各自偏好的形成。
其次，民主增量還體現在商議過程本身的價值逐漸被認可。德雷澤克認話語民主（商議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化策略，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任何社會、何時間，當處在麵對一係列製度的任一情形下，我們該如何來實現民主。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普通公民、政治領袖和政治論家都可以參與進來”。經過多次大規模的媒介商議，部分商議主體對商議動本身的民主化價值給予了肯定。舒乙認為：“南池子改造最大的‘得’是提供一次認真討論如何保護利用北京古都的機會。”負責南京城南規劃的政府專家於規劃師“要善用媒體”的建議、梁林故居保護事件中意見雙方在媒介上的公論辯、石庫門保護模式探索中政府部門舉辦公開論壇吸取社會意見的良好初衷國家文物局多次對媒介商議的關注和積極的正麵回應等商議“成果”將進一步高各主體的商議體驗，而由此帶來的對媒介商議的預期與意願將進一步推動主化進程的持續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