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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喚起良知一樣喚起集體記憶——“發現上海”主編吳駟訪談
問：如果請您用一句話來形容“發現上海”對城市遺產保護的作用，您會如何措辭？
答：喚起讀者的城市集體記憶。問：“喚起”是否意味著讀者頭腦中本身就有這個“集體記憶”？答：不能說是每個人都有，它好比是一種審美的集體無意識，我們可以說“喚起某個人的良知”，因為良知是存在於整個社會中的，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喚起城市集體記憶”，這是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至於由誰“喚起”的問題，起初有一些先覺者會有這種意識，多半是保護專業的專家，他們沒有什麼利益上的訴求，所以可以設置議題、與決策者交涉，有的時候也會訴諸媒體，因為媒體自身包含了一種“話語權力”，這是中國企事業性質的媒體所特有的。
問：那麼是專家學者的記憶喚起了民眾？答：也不能這麼說。懷舊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通病還是對共同的家園的依戀？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在現在看來，知識分子的鄉愁，普通市民也有，它源於生活中積澱的情感，尤其是在90年代以後的建設浪潮以後，因為原有生活的物質載體沒有了，這個懷舊的需要就產生了出來。遺產保護涉及當代人普遍焦慮的一些事情，對空間主題或者“老上海”的選擇，可以說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冥冥中的必然。問：那為什麼是《申江服務導報》的“發現上海”開啟了上海媒體的懷舊報道答：這個問題要從都市報的興起說起。知識分子對大眾媒體是一種對權的訴求。但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更願意給他們提供發聲的平台。因為這麵往往涉及很多大眾化的話題，而傳統黨報往往謹小慎微，不願意發表意見。然黨報仍然對關鍵的決策者有影響力，但小報奪走了大眾輿論市場的話語權市場化的媒體往往不太關心領導喜歡什麼，而是更多關心大眾喜歡什麼，大眾歡也就帶來了廣告商和客戶。他們往往不願意“規規矩矩”作新聞，而是絞盡汁找一點大眾關注的興趣點。而我們的報紙到現在往往都不再去跟“新聞頭”，而是用自己的一套價值判斷去觀察城市，這個城市該怎麼樣，我們就設置樣的話題。
問：為什麼會做“情侶路”這個選題？
答：就是找個話題來說事兒。媒體總要找到一些“特別”的故事來報道，當珠海有條“情侶路”，“蕩馬路”是上海談戀愛的一個常見的事情，愛情又是永恒主題，加上上海當時興起的小資情調，就開始尋找上海的情侶路。漸漸發現，梧桐樹下麵有著曆史故事的小路是最浪漫的，之後發現了更多梧桐樹，跟著是海的曆史文化。這對遺產保護有一種迂回的作用，發現城市的情緒、情調，有史積澱下來的東西才是最大的財富、最有魅力的東西。這跟現代主義建築的敗也有關。現代主義那些玻璃幕牆在每個地方都一樣，建築不僅僅是房子，它須有愉悅的功能，這就帶來了地方性的損失感。失去的時候才是最珍貴。登豔就跟我說，“拆吧拆吧，拆到最後就痛苦萬分了”，上海的大拆大建，新舊對比就帶來了保護的熱情。
問：當時的上海已經有了這種懷舊情緒？
答：當時是有的。比如，當時陳丹燕的《上海的風化雪月》的大賣，整個社都彌漫著這種情緒，我當時也深受她這種一會兒新、一會兒舊的敘述方式所響，發現這個是最有趣味的。還有就是當時浦東開發、貝聿銘老宅那幾次大的衛戰。1997年我的建築師朋友整天帶我兜上海的老區，現在回憶起來對我的響非常大。我們報紙又給了我舞台，本來申江報要做南方周末的，但最後定位城市的時尚生活。這些經曆也幫我超越了一些東西，對城市有了全新的感悟還有登琨豔在蘇州河邊那幾個倉庫的改造案子，也給我很大啟發，最開始我都被這些題目推著走的。真正自覺地做“老上海”是從“老外灘到新天地”這一係選題開始，當時受到“新天地”的很大啟發。“新天地”現在看來雖然跟我們的在地生活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它帶來上海遺產保護核心理念的變化，它刺激了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我們的遺產。“世間遺產”就是一個跟“集體記憶”直接相關的概念，它首先來自日本的小城鎮保護，民間發起的對生活記憶的保護運動。我們對這個概念的使用首先放在了田子坊，強調其中多元的混雜、參與，在上海，他成了比“新天地”更有地標意義的去處。這是大眾和媒體共同長期醞釀出來的文化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