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需要在有限時間和簡短篇幅內介紹清楚不平常的或出人意料的符合新聞價值的內容，集體記憶是他們可以用來將故事用一種為人熟悉的偽裝以便給報社和讀者接受。報道同時獲得定義這一版本集體記憶的權威。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報道對“世間遺產”的詮釋和使用，既是當代城市遺產保護的內在走向，也是媒體維持其常規運作的一種“認同策略”。無論是“北京地理”還是“發現上海”，人文模式媒介商議所依托的多是從原有媒體“副刊”版麵轉化而成的、市場化運作的城市生活類都市報媒體。從內容定位上，這類媒體麵臨較少的宣傳政策的任務，但需要自己尋找報道選題以維持版麵的正常運轉。當同時代競爭的《南方周末》、《新京報》（主刊）等時政類都市報媒體逐漸搶占了時政類的社會輿論話語權後，時尚消費類的媒體需要從城市生活方式中重新尋找可以挖掘的大眾選題，地域議題和情感議題成為多數此類媒體的首選。在選題策劃方麵，“發現上海”的主編吳駟將其描述為“找個問題來說事兒”，從媒體自身的視角革新路徑，“大眾的就是市場的”，回收與大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作為報道的重點。如果一些曆史記憶過於穩固或普遍接受，媒介對其的建構往往是十分危險的。世間遺產因其與大眾生活的息息相關和與既有政治話語的相對遙遠而成為媒體報道更容易挖掘的素材源泉。
做地理的媒體專欄共同麵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還有城市遺產資源規的有限。“北京地理”的編輯自己也承認“整體而言，我更認同‘北京地理’的選設計。廣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平麵媒體上都有城市地理版麵，但多少都有難以係的狀況。究其原因可能是這些城市與北京相比，不享有曆史地理資源上的勢。另外，如果單純地講述（線性）曆史、描繪（自然）地理，北京即使有3000多大柵欄的建城史，這些資源也遲早有用光的一天”。“北京地理”和“發現海”都是運作了多年的城市專欄，在近幾年中也都出現了選題上空間資源的枯和“人文”轉向。“北京地理”將核心轉向“和北京這個城市的生活相關的很多方麵”，在其視覺體係中，人的形象日益多見，人們的日常生活展現在當下的城記憶中。
如果說形成民族共同體的是“均質化的、空洞的時間”，城市共同體的空間度因空間本身的不均衡性而帶來人群在空間使用和空間占有上的不平等。如看待和處理城市中人群之間的關係成為走向“大地理”的人文模式遺產報道的要素材和話語資源。在這一點上，“發現上海”和“北京地理”同樣有著顯著的異。前者走向一種中產站位的階層內部共同體的建構，後者則將著力點放在市空間中的階層平等問題。讀者定位為“上海白領群體”的“發現上海”對於城集體記憶的梳理本身帶有中產化的特征，在其對城市集體記憶的梳理中，民族題、族群問題紛紛被以階層為依托的公眾素養問題所取代。外灘公園討論的上海市民的“功德”問題，但是這種入園權力的爭取範圍僅僅限於“有身份的華階層”；在描述老上海的繁華時，“服務生全是西崽”、“住戶沒有一個中國人”等述背後著力表達的是生活方式的優越。隻要符合了這種中產化的“公德”標準“外國人也是上海人”、“新上海人”也對城市的時尚有著特殊的貢獻，雖然這個同體的營造符合上海城市的現代性內在趨向，但這個“現代性”的意涵具有明的中產傾向。
“北京地理”中城市群體關係議題的麵向則更為多元。由於北京城市空間劇烈變遷和新移民的大量湧入，也因為其采編團隊中絕大多數是非北京出生“新移民”，“北京地理”的讀者定位在2006年改變之後向城市中的“年輕一代”“北京客”轉移，其對北京城市遺產的深度發掘也從單棟的曆史建築轉向城市域發展的曆史脈絡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平衡。在同一塊區域內部的梳理中，“老北京”的城市記憶和“北漂”的當代記憶因地點的重疊而實現了在報道內部的並置和聯合，實現地方媒體整合社會的傳播功能。而從居住空間的角度，北京不同環線區域、新老城區、周邊縣鎮的曆史演變和發展脈絡反映出的是所居住群體間的階層差異，這種對城市“空間正義”的分析在2012年改版轉入《新京報》A疊出版後尤其發生了報道角度和行文風格的時政化轉向。選題視角全麵向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方向偏移，記者調查性的報道內容增加，並且在具體的政策評價和政策建議上重新走向與專業知識精英的結合，大篇幅的專家訪談被放置在每期最為醒目的位置，兩者的結合形成合力，成為都市報媒體獲得重新定義城市和提出政策建議的權威資源的現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