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記憶來源的包容性缺失
人文模式遺產報道對於多元主體意見多以采訪方式進行，“記憶”來源的體類型雖然較為多元，但存在著“視角”的缺陷。詹姆斯·博曼在援引哈貝馬關於商議心理狀態的描述後認為，在商議中的多元性不僅要強調意見的多元，要強調產生意見的視角（perspective）的多元。人文模式遺產報道過於強調市空間的遺產價值而對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經濟利益訴求和部分專家反對具保護項目的意見卻很少有出現在人文模式的報道中。“發現上海”主辦的“捐城市集體記憶”的討論會上，上海學者馬學強從石庫門建築的建造背景出發，出石庫門的地租隻“買了30年”，原本就不是打算長久使用的建築類型，隻是為戰爭和曆史的因素出現了城市空間形態的“吊詭”才得以保留至今。從提高民居住條件的角度出發，並沒有多大保留的價值。有趣的是，這一“異見”在會上並沒有得到其他學者的回應，而是被“有意”地轉移了話題，這些觀點也沒有其他肯定石庫門遺產價值的觀點一樣出現在之後的報道中，《文彙報》、《東方報》、《新聞晨報》、《申江服務導報》（簡稱《申報》）等在場所有的媒體無一例外“遺漏”了對其的反映，體現出人文模式報道對於多元意見包容性的缺失。從議主體表達上，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更多的是依照欄目自身的定位和價值觀對相關商議主體意見的選取而出現的“合意”，這種“合意”通過讀者對報道的讀和討論實現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從此角度來看，人文模式遺產報道偏好上更多地表達了媒介作為獨立的商議主體對於城市遺產的理解和訴求。
二、議題緯度的人文局限
哈貝馬斯認為“政治公共領域”是公共領域中價值最為顯著的意見和交往網絡，發生於公共領域中的討論隻有涉及建設性的政治議題，交往活動本身才具有的商議民主的內涵。人文模式遺產報道所凝聚的商議議題雖然有培養遺產意識、強調遺產曆史價值、生活價值和公共價值等“體製議題”，但對具體的政策議題及其中涉及的諸如“財產權”、“公民權”、“公平正義”等政治議題較少涉及，這種議題批判性的缺陷與人文模式的運作媒體大都是市場化運作程度較高的都市報平台有關。“北京地理”和“發現上海”都是依托市場化機製運作的專欄版麵，即使主創記者希望“北京地理”能夠“保持睿智與銳利，在市場和商業化背景的壓力下能堅持自己的新視角和立場，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但是在多次改版的走向中，還是能夠看出其力求迎合“更多年輕人”的口味，“反映都市時尚氣息”的商業化和娛樂化的取向。市場對媒介為中介的民主商議既有建設性的一麵，在某種程度上是驅動商討在大眾傳媒上得以實現的根本性力量；同時，市場化運作對公共商議具有約製一麵，它造成了精英與大眾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商討的廣度和深度。為了追求大範圍的讀者注意力，新聞報道會出現簡化、娛樂化、情感化和人情趣味化等轉向。從上述議題的局限中即可看出，市場化運作的都市報對公共事務的不完全的參與。
議題的局限另一方麵也與報道的生產者對於政治議題的有意“回避”有關，這種回避一方麵體現在城市空間的梳理中對已有的“紀念物”或承載政治功能的空間的“忽視”，也表現在其所建構城市記憶中的“健忘症”。集體記憶建構中兩個最為重要的概念，一個是“創傷”，另一個是“遺忘”。人文模式報道對“曆史遺產的失去”等創傷普遍都有係統的描述，但對究竟什麼造成了這些創傷或者引發了這些遺忘卻盡量保持“秘而不宣”的姿態。對於北京來說，人文模式報道將原有的關於“封建”的創傷轉化為對城市遺產曆史文化價值和審美功能的強調。而在上海，原有的“殖民的創傷”被代之“現代性”、“公共性”等議題的討論。但是2003年上海開埠160年特刊中，“公園”主題有一個專版，標題是“新世紀——們有了呼吸權”，描述了中國從完全缺乏“公共花園的傳統”到21世紀市民免進入公園的公園發展史，對“呼吸權”的建構具有一定市民基本權利的政治意涵但是這個概念在之後的報道中並沒有得到延續。“呼吸權概念”的突然出現和然消失反映這一類報紙的商議議題的政治力度和意願的不足。“發現上海”編吳駟在“你怎樣看待《申》報‘發現上海’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對這個意識形態反思嗎”時說，如果說“發現上海”是有意識形態的，那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觀念，對於狹義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刻意回避的，簡單地說，就是不觸碰政治。實到空間主題的表現，那就是關於現代都市與曆史文化、集體記憶、文化認同關係。吳駟說，這個想法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來自那些專家、學者的啟發，及自己讀書、考察歐美城市的多方麵積累。自2003年開始這個意識變得比較晰了。因此是自覺、主動地宣揚、推進，從這個角度講，是缺乏批判的。就都市間的公共性而言，抽離了政治功能，也是不完整的，但這不隻是《申》報的局限，是當前中國政治的基本狀態。這種回避態度恰恰印證了一些學者對於都市報治參與局限性的判斷。在輿論表達方麵，都市報善於以感性捕捉、吸引讀者，疏於對公共事務的實質進行深入分析，這使得都市報的公共表達和公共參與可能對社會進程、民主政治產生決定性作用。對具體的公共決策缺少有效的在壓力而使商議結果的轉化存在較高的偶然性和難以確認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