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誰有資格掌控城市記憶
福柯認為：“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製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製了人們的行為的脈絡……因此，占有記憶，控製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在現代大規模、匿名化的城市中，個體經驗和家族記憶往往處於零散而彼此隔絕的狀態中，媒介報道成為城市集體記憶首要的中介者和彙聚者。“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曆史”，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講，“昨天的曆史”也同樣限定了今天的新聞。
麵對複雜多元的社會結構和各有分疏的媒介運作邏輯，媒介話語空間中究竟才有資格掌握城市記憶定義的權力，是商議民主視角下需要解答的核心問題。影響城市記憶選擇的因素大體分為兩個方麵：一是個人背景及其偏好是響記憶選擇性的重要因素；二是城市集體記憶的選擇性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別是作為曆史文化景觀的文化遺產，常被視為“將過去精煉”。“北京地理”和“現上海”兩者塑造的城市記憶之間的差異首先與其媒體自身的地方性特征有關既有的城市集體記憶所積澱出的地方文化使不同城市的媒體具有了相對穩定地方性特征。例如，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差別在媒介地方性上表現得十分出。京派文化下的媒介以硬新聞報道為主，注重新聞報道的權威性和思想性，注輿論導向；而海派文化下的媒介則表現出信息的多元化特征，傳遞信息更具趣味性。這些差異也會隨著兩座城市發展的日益均質化而展現出日益融合趨勢。
在浸染地方性的基礎上，不同時期的城市所麵臨的問題同樣塑造了媒體身的價值定位。楊東平在《城市季風》中提道：“在近十年中國高速的城市化進中，中國大城市的城市病已日益嚴重。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城市美化運動’在深刻改變城市的麵貌與功能和生態。很多大城市以大草坪、大廣場或景觀道或摩天大樓等等為追求，打造震撼人心的視覺效果，這並不是從市民生活的在需求中產生的，不是城市的有機生長。北京和上海的問題最具代表性。北的古都文化正在我們眼前被日新月異地摧毀。而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崛起，經令世人側目，但作為文化中心的複興卻令人失望，至少目前還看不到希望。”於青萍之末的城市化之風逐漸刮成了勢不可擋的狂風、颶風。在令人眩暈的速發展中，今天，我們真正感到了失重和失去方向感的迷茫。在呂約看來，北甚至當下中國市場社會所呈現出的分裂麵貌一方麵是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礎準備不足，尚未形成一個建立在自由市場和公共理性基礎之上的“公民社會另一方麵，在全球化生產—消費體係的裹挾下，中國的市場社會又具備了後現消費社會的特征：物質欲望和消費成了支配性的力量，商品拜物教與人的商品結伴出現。在城市，各種商業娛樂空間以及市民私人生活空間的興起，使得人感官經驗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同時人與城市的關係以及人對城市的感知方式，現了一係列的變化。因此，“北京地理”將“見證北京的城市化進程”作為其報道的總體方針——呈現在麵前的城市現代空間形態，與曆史時間之間的激烈爭鬥……關注那些祖傳“家珍”在時間中的命運，關心它正在被什麼所覆蓋、扭曲，或者說，詭譎的現代生活在如何改寫、重塑城市記憶。而在楊東平所提到的處於“文化十字路口”的上海，麵對城市空間的國際化和保持自身的地方特色這似乎是矛盾的雙重任務，“見證城市空間的時尚轉型”成為其立足上海的主要切入點。
這些城市曆史文化的集體記憶同樣影響著新聞操作本身。從媒介組織的日常生產邏輯來看，媒介報道是以能夠獲得資源為前提的生產，以對象和表達方式在社會領域的傳播和接收預期為定位來進行的話語生產（約翰·湯普森，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