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媒介記憶的中產化站位
集體認同的建構是一個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建立在記憶的選擇性過程上的，從特定集團通過對共同曆史的記憶來認識自我。學者李天綱認為，對於海文化“懷舊”的熱潮，首先源於20世紀80年前中期有學界發起的對上海文“正名”的學術討論，該討論的主要出發點是重新審視上海文化的意義，在現代的視角下，老上海或者上海文化擁有結構較為完整的市民社會，其在都市性上中國城市文化中具有先進意義。這場討論後來在文學領域得到延續，《上海的花雪月》、《綠房子》等一係列以老上海文化為內容的文學作品的誕生為上海文增添了“浪漫的因素”。而在90年代末以後，大眾媒介興起的對老上海的追憶局限於消費和時尚的領域。這種局限一方麵源自媒介生態環境的無奈，另一麵也與媒介自身的中產化站位有關。
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局限即源於上述“中產化”視角，對城市生活的想象於樂觀而有些脫離實際，對城市中現有的貧富分化、弱勢群體的境遇等一係列問題予以忽略和回避。徐道明對於舊上海的海派文學曾經這樣批判“缺乏某種現代性的生命精神，沒有終極性的關懷，沒有對現實絕望的體驗，沒有堅執有力的異端的向往，把注意力和熱情集中於現實生活中的應對，容忍惰性，安於現狀”。人文模式遺產報道的中產化傾向，既體現為對於時尚和安逸的偏好，也體現為對底層居民的關注不夠。在“北京地理”第1000期的討論會上，考古學家徐蘋芳卻冷靜地拋出質疑“你們是不是脫離了地理本身”，繼而又指出“普及與提高”的重要性；專注於北京微觀地理研究的王彬卻希望“北京地理”能更加敏感一些，隻有感同身受才能推己及人；唐曉峰教授則指出“胡同的主體是誰”的問題，提出胡同居民更應受到尊重。“北京地理”的報道中，雖然使用了較多民間“消息來源”，但是“北京地理”的探索視角和判斷標準則更多來自“專家”那裏充來的電，當真正接觸到城市“不可見”的底層時，其觀察的視角則更多地從“安全”的角度考慮。在前文中“北京地理”關於大柵欄城中村改造所引用的專家鍾采薇的意見中，建議以“全方位的（社會心理的、區域經濟的甚至新民俗民風的）考量，它為現當代北京城郊的治安、民防提供了一種思路”。這種從管理者的角度對城市治安、民防的考慮反映出媒體自身的中產階層站位。“發現上海”對於遺產的時尚價值的偏好則更體現出消費主義的中產審美趣味，對於底層居民的生活，“發現上海”的態度始終是避而不談，因為其與媒體所持有的中產化的立場和審美趣味之間的不符合，底層居民的觀點和訴求則始終處於一種“不可見”的狀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