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對應的是，上海城市集體記憶的建構則極力呈現出其與“世界的同步”和“與中國其他城市的不同”來彰顯“上海特有”的主體地位。曾經一度被視為“恥辱”的殖民曆史因其“西化”的特質被重新定義為上海的特色之一。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上海文壇的“上海文化大討論”，本身就有著為上海文化“正名”的內在動機。而“發現上海”則在“上海·紐約”、“上海·倫敦”、“上海·東京”等一連串“雙城記”中不斷找尋著上海與國際的接軌和曾經的同步。在對上海建築風格ARTDECT的挖掘和重點強調的諸多選題中反複提到的是“上海曾經站在世界建築風潮的前端，與紐約”同步的曆史意義，強調上海因為這種建築風格才“與眾不同”。“中西結合”在上海城市集體記憶的建構中更多被視為與“國家話語”相區別的認同策略而被頻頻使用，成為媒介話語“獨立性”的自我建構手段和保障機製而參與城市遺產的人文商議中。
（三）建構城市認同，擴大商議動員
集體記憶是集體認同的前提。所有認同都在一套社會關係體係內建構起來，並要求與其他認同相互認知。認同是一個關係與表述的體係，維持一種認同是一個持續重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一再糾纏於自我認同和確認差異兩個構成元素，是動態的集體行為。通過對城市共同記憶的滲透，市民讀者與大眾媒介之間分享了關於城市遺產的共同理解，也產生了對城市地方共同體的認同。
《瞭望新聞周刊》王軍在“北京地理”結集出版的“序言”中說：“因為它（“北京理”）使我們明明白白地生活在這個城市裏，從而增進彼此的認同，產生強烈的化歸宿感。它喚醒了我們的鄉愁，多麼動人的鄉愁啊！”對於“鄉愁”的喚醒是文模式城市遺產報道通過建構城市共同記憶的方式使社會成員產生一種對於方共同體“家鄉”的認同。認同是一個記憶問題，尤其是對“家”的記憶，對“愁”的喚醒首先來源於社會成員對現代身份認同的失落。“北京地理”第1000的評論中這樣解釋其“時間—空間”的報道處理方式：“都市化不僅是人口數目經濟指標或者社會結構的問題，它更是城市文化身份的確立、對這一身份的認與自信。”來自其他國都的“影響的焦慮”，讓北京經曆著“時間—空間”觀念上巨變。搖擺不定的城市空間和斷裂的民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時，也深改變著城市和民眾之間的關係。如何設立一個強有力的城市解讀平台，來幫我們理解當代北京的日常生活？“發現上海”則以縮寫著名建築師登琨豔的本建築社會學的專著《失憶的城市，一個建築師對當代城市的痛與愛》的方式出“失意”的概念。欄目的文章以“失憶的城市”為主標題，版麵中央有大大的“憶”兩字，用大段的文字闡釋城市空間和集體文化記憶的關聯性，“我們需要一曆史的記憶，這些記憶承載在那些曆經幾十年上百年歲月蕩滌的老建築裏。們就像城市的肌理，每一溝每一壑都記錄著我們城市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