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基礎上，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更為突出的特點是在“共同遺產”的念框架下喚起讀者對這些個體原本所不具有的記憶產生社會認同。這種喚起先來源於媒介自身的價值轉變，以及作為“時代見證者”的媒介職業認同。“北京地理”記者強調自己是用“北京地理”特殊的眼光去觀察北京這座城市。而“發現上海”的編輯在評選“上海市著名品牌專欄”答辯會上，有專家提問“發現上海”中的“發現”是什麼意思，該欄目的責任編輯回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什麼意思？”在訪談中，編輯坦言其版麵的中心就是在“都市文化複活”的背景下重新審視上海的生活。價值觀念體係的轉變帶來對城市遺產重新的審視和價值挖掘，也為其讀者開辟了新的視野。一位“北京地理”的讀者寫信反映：“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期是介紹積水潭，我家就住在那裏，但是從來也沒有關注過這裏的地域文化，看了那篇‘北京地理’，才知道原來積水潭有這麼多來曆和故事。”從挖掘北京積水潭這一城市日常空間的曆史記憶，媒體和讀者共同繼承了其中的“地域文化”，積水潭作為“共同遺產”的意義也在彼此之間形成共享。
（二）城市獨立話語的媒介建構
2006年“北京地理”結集出版的一套叢書的“總序”有這樣一句結尾：“在我們的夢想中，北京既是這本書的畫中人，還是它的讀者、鑒定者和收藏者。最重要的是，它才是那位偉大而神秘的作者。”人文模式的媒介報道中，“城市”作為一個“主體”頻頻出場，“城市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互動”既是一種召喚，也是一種宣言，明確媒體的自身定位與報道取向。人文模式媒體報道對城市共同體的這種主動建構一方麵來自其獨特的“空間史觀”，另一方麵依托於對城市“關鍵詞”的營造與意義填充。
在傳播“儀式觀”的視角下，大眾媒介的社會整合與共同體建構功能早已被廣泛揭示。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認為，印刷語言廣泛傳播創造了統一而有限的交流領域，改變了人們的同時性觀念，有利於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同時，閱讀相同的報紙使消費者將自己與他人而不是將自己與宗教關聯起來，並確信自己想象中的共同體在生活中確實存在。閱讀報紙成為一種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沿勻質的、空洞的時間而日漸推演的社會有機體的觀念，完全可與民族的觀念相類比，後者也被認為是一個穩固的社會，有規律地沿曆史而推演。安德森從媒介儀式營造“同時性”觀念的角度闡發了大眾媒介建構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這種同時性在人文模式媒介報道“新聞化”的處理方式中同樣有所呈現。由於新聞本身帶有“社會當下需要共同關心的現實話題”這一隱含意義，依托新由頭的處理方式本身就將其讀者帶入“同時關注”的框架之中。並且，人文模遺產報道的上述新聞處理手法，在對曆史記憶的梳理中采用了從當下現實追至曆史記憶，而後再回到當下現實進行“對比”的敘述方式，“當下”成為曆史記敘述的主軸，則更加強化了讀者上述“同時性”觀念，以一種“橫向”的方式“想象此地“曾有”的人物和故事，構成共同的“北京人”、“上海人”的群體認同。
而相對於安德森所描述的“民族集體記憶”的時間屬性，“城市集體記憶”另一個特征是其“空間維度”。城市曆史記憶在同時性和在地性兩條線索交錯生，但僅僅是時間上的“同時性”並不足以將“城市共同體”從更大的地理範圍區別開來。城市集體記憶具有空間性，它在空間的框架下展開，並分布於城市地方的每一地段。認同空間上的同質化是為了適應城市共同體的需求，這與方媒體的傳播實踐的邊界相對應。在中國當代長達百年的時間性的民族話語統治下，以空間為邏輯的曆史敘述符合大眾媒介將日常生活回收成“新聞”的作邏輯，也與地方平麵媒體對在地讀者群體的訴求吻合。地方性的媒體以其方“代言人”的訴求，成為城市集體記憶的主要“代理機構”，依托其傳播範圍不確定城市共同體的“邊界”，並通過對“文脈”、“老北京”、“上海味道”等關鍵詞，斷填充城市共同體的意義內核。
在城市共同體的建構中，獲得曆史敘述的獨立性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北京地理”對“北京曾有”和“發現上海”對“上海特有”的挖掘和梳理，則在不的路徑上探求城市主體性的建立。簡·雅各布斯在其著作《城市與國家財富：濟生活的基本準則》中曾經指出，現代城市隻有在不承擔國家意義的情況下才更好地實現其都市有機體的完整建構。作為首都的北京，首先需要的是從國民族的話語體係中區別出來，才能夠實現其城市集體記憶的有效建構。在“北地理”的總編看來，作為“古都”的北京，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東方城市的典範官僚城市的代表。“北京是一座被權力和曆史理性所嚴密控製的特殊城市，空間體係體現了非凡的理性法則，形成了完備的符號象征係統；同時，其空間貌和市民精神，又被各種意識形態不斷改寫，尤其是在20世紀，這座城市激烈的空間變法，充分體現出了曆史的非理性一麵。今天，在北京空間體係的改造過程中，主宰城市核心的皇權邏輯與舊帝國美學係統，與越過環線不斷擴張的全球化資本邏輯，既激烈爭鬥，又私下妥協、互相滲透，從而不斷修改著城市的地理景觀，以及土地價值的核定標準。而對於被巨大的曆史漩渦所裹挾的微小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居住經驗與記憶發生了斷裂，他們在熟悉的家園不斷暈眩，找不到回家的路。時間長了，失憶症就可能轉為‘神經麻痹症’，甚至可能導致神經中樞紊亂。”在這樣的曆史和社會北京中，“北京地理”所采取的媒介實踐則緊緊抓住了作為“城市”的北京的內在曆史邏輯。在“北京城門”、“北京製造”、“傳世字號”等一連串大選題的挖掘中，北京作為城市空間的整體結構和事件場所，而不隻是“中國首都”這一“位置”而出現，挖掘大曆史話語中被忽略的北京作為一個完整的城市有機體的生產和生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