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地名的溯源和故事的講述，人文模式地報道展現出同一城市空間曆史變遷的進程和通過地名反映出的各個時代的城市集體記憶。曆史變遷的闡釋中帶有明顯的以地點為“曆史主軸”的特征，將曆史的演變作為一個有著內在機製的過程。一篇講解“攝政王府”的文章中，以王府地理位置上發生的一連串的曆史事件牽連出曆史演變與空間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自從多爾袞的府邸成了瑪哈噶喇廟以後，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普度寺裏一直都住著喇嘛。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大廟也不再是廟了，喇嘛不見了，有越來越多的人遷居到大廟周圍。遷居在唐山大地震時達到頂峰，無家可歸的人開始在普度寺外的空地上搭起房子，密密麻麻。就連普度寺下的大方台四周也有許多房子依牆而建。40多年來，這裏共住了186戶人家。”這種對曆史變遷的梳理還常見於“北京地理”的大型專題中，《大城記》“六十年，六十期，它雜糅了自然風貌、文物保護、舊城改造、工業地理、商業布局、空間生產、民俗演變和居住形態等具體選題”；圍繞新中國成立60周年策劃的一組大型專題，專題的特殊性在於將城市的曆史變遷與空間變遷相結合。“發現上海”2003年上海開埠160年特刊的大標題則為“從老外灘到新天地”，直接以具有特殊意義的地點變換串聯上海160年以來的曆史變遷。“北京地理”的基本思路也是“以老北京和新北京相互映照，進而折射出一座城池生長過程中的變量和不變量”。
在選擇喚起和表現“誰的城市記憶”方麵，“北京地理”會力求給一些“異見”者發言的機會。其大型專題《大城記》在記錄新中國60年城市曆史變遷的過程中，采用見證者、專家、曆史資料與現場描寫並置的方式，雖然並未對幾個特殊的曆史時段加以渲染，但在對運動和思潮的記錄中，有意安置了一些複調，給“類”的聲音一個發言機會。如此做的目的，編輯們說是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夠得“公正”評價：“慘痛必將成為文化蓄能，我們堅信，公正的評價遲早會出現，我不應該也不能夠，對那個‘遙遠而真切的未來’關閉了想象。”“異見”的表達是了對曆史及其空間決策給出不一樣的記憶和判斷，用不一樣的“理性”方式來視空間演變中的客觀規律。當“理性”發生拓展，對一件事物重新認識和不同義之間的競爭就獲得了重新展開的必要空間。有意識地通過強調多元的表達達到公正評價的做法，貫穿於《大城記》第60期文章的始終——既有對現有空決策合理性的質疑，也有對指導做出“公正”評價的“替代性理性”的論述，以多的方式迫使讀者重新思考過去的判斷。與此相似的是，“發現上海”的報道中，樣存在這種對“異見”的包容和強調，反映在援引社會學者和文化名人對現有市遺產使用方式的批評意見以及對“往日摩登”的懷念中，用“發現上海”編輯話說，就是“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上海和我們的生活”。“全新的視角”本就有追求理性拓展的內涵，是運用當代的理性對傳統的重新組織。人文模式的大眾媒介對於不同“異見”的呈現和並置本身就是為這些“異見”正當化的程，體現出對不同理由進行比較的自覺，試圖引導公眾得出更為合理性的結論。
“發現上海”對文脈的強調，則是將城市集體記憶作為一個整體而對其曆價值進行挖掘。例如，借“四大公司”講述百貨公司在上海的曆史，一直延續“永安公司”原址上現今的“華聯商廈”；又如福州路強調曆史上的商業輝煌“蓋大馬路”，也提及現在變成了“文化街”。同年關於“淮海路”專題的標題是“‘城’下的——淮海路”，以文人筆下的“淮海路”串起與淮海路有關的曆史、文化人物、事件。在“發現上海”的版麵上曾出現過這樣一段話：“文脈。所謂文脈是一個城市厚厚積澱起來的曆史。一個有曆史的城市才具有魅力。曆史並不抽象的，它通過建築、街道、樹木、空間的分隔等表達出來。愛護自己的城市必愛護它的曆史。如果說一個年輕的城市因為缺乏曆史深度而有一些輕浮的話那麼，那些竭力要抹去記憶的城市就有些可悲了。”通過上述對“文脈”的挖掘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間具有了“曆史文化”的記憶。曆史成為一種獨立的城市空演變邏輯。通過對曆史的選擇和梳理而得出的城市遺產的定義和使用方式的選擇具有優先於政治和商業邏輯的曆史自身邏輯的合理性，以“文化的例外”形成對政治和商業邏輯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