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拚貼”的基礎上，“戲仿”則是人文模式城市遺產報道較為特別的處理段，是在參照未來的基礎上對於城市集體記憶更為主動的建構方式。“北京理”和“發現上海”都曾做過一些實際上已經“被推平”的曆史空間的專題，對於經不存在的城市遺產，“北京地理”會用手繪地圖和民間記憶、資料梳理甚至將老照片合成為“重疊的景觀”（見圖3）等方式重新建構出對這一曆史中的城市產的立體認知。“戲仿”的手法在“發現上海”中則更為常見，體現出“發現上海對於“建構”更為強烈的意願。在2002年3月1日的版麵上，“發現上海”把隆、中信泰富、梅隴鎮廣場作為城市現代空間的一級，“它們不僅時尚，而且文化淵源，有撲朔迷離的曆史故事”。版麵“引言”是這樣一段話：“這樣的區在上海也是難得。有些地區隻有曆史，卻沒有新的時尚與之配合，如止水一凝固；另一些地區雖然很時尚，但沒有文脈，就失之輕浮了。而這裏，不僅有海比較時尚的商廈名品店，而且有曆史的故事和遺跡。正是在這種時尚與史的對位和提攜中，才更具風采、更有魅力。”兩個版麵的構建依次展開。C “1939靜安寺路美人計試衣鏡（曆史）”講述了老上海鄭蘋茹刺殺丁默村的曆故事，也就是後來電影《色戒》的原型。故事的高潮、刺殺行動發生在西比利皮草行，由此，一新一舊兩個城市空間因為這個曆史故事聯係了起來。旁邊貼了西比利亞皮草行的曆史，和一小塊梅隴鎮酒家的介紹，因為這是西比利皮草行原址處“明顯能感受到曆史痕跡的”店麵。正對著的C2版，“發現”以比利亞皮草行的對麵恒隆廣場的金寶娜裘皮專賣店為場景虛擬了一個現代領愛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工作在外企，在“星巴克”喝咖啡，拉進一位來自香的總經理杜撰一篇現代三角戀，人名、情節都同旁邊的曆史相呼應，有意地略了時代的差異。現代故事旁邊介紹了西比利亞皮草行所在位置周圍的店麵——靜安名品店、1135號康納斯、1125號諾基亞專賣店、1001號凱司令，這些老字號連帶著其所承載的城市集體記憶，成為城市遺產的一部分，為現代的城市空間內環繞出遺產的氛圍。
“發現上海”的責任編輯吳駟在回答“你怎樣理解‘發現上海’中的‘發現’這個概念？是‘反映’還是‘建構’”時說，他本人是新聞學學科背景，但在做“發現上海”時覺得新聞的方式不夠充分，“因為不能夠對於上海空間未來發展做出想象，那建構從何談起”？因此發展出了一個新的體裁，既有新聞式的“真實反映”，也有主觀式的“想象”，是糅合在一起的。他自嘲地說是一個“四不像”的體裁，在一般的報紙上很少見。在處理城市遺產的主題時，“戲仿”有時是借助具象城市遺產展開故事；有時是對於上海都市空間未來發展的構想，除了客觀“反映”，還有主動地“建構”。雖然記憶的建構帶有極大的“可選擇性”，但是這種共同記憶的價值在於“共享”而並非“曆史的真實”。對此，吳駟反複提及一件事，某一知識分子批判上海一個著名的所謂“懷舊”酒吧“上海1931”時說，裏麵的東西都是假貨，所謂“懷舊”，不過是賺錢的幌子罷了。吳駟評價說，這個人根本沒有理解懷舊的意義。“懷舊”是使用集體曆史記憶建構文化認同的一種方式，“真假”並不是問題的核心。“發現上海”做上海都市空間，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都是在建構一種集體記憶以促成上海人的文化認同的建立，而上海豐富的空間性社會曆史提供了這種可能性。記憶不僅是媒體內容成立的先決條件，也是媒體塑造出的產物。媒介懷舊看似以記憶回憶過往，然而其所反映的並非某一曆史時代的真實。通過“戲仿”，人文模式的城市遺產報道不再僅限於表達各社會商議主體對於城市遺產的解釋和定義，更表達出媒介作為一個獨立的商議主體發出其自身對於城市遺產的定義和使用方式上的建議，並於其他主體通過“將想象注入真實”的方式進行意義的交往和引導。
人文模式遺產報道的另一個突出特色是對視覺元素的充分利用。“北京地理”從創刊開始就是一個圖文並茂的版麵。據《新京報》總編王悅介紹，《新京報》從最初創刊到現在已擁有相當大的廣告量，但社委會一直極具魄力地將D疊中間最具表現力的聯版拿來做“北京地理”，因此形成其獨特的視覺風格。大尺寸的圖片、標題和圖片特技的運用給人文模式媒介報道的麵增加了許多情感的衝擊力，圖片風格以紀實性的新聞圖片為主，而主題更多現城市遺產的空間狀態和其中“人”的活動。一方麵，人文模式報道的圖片使強調了新聞的真實性和解釋力。“北京地理”在處理一組舊城門的圖片時沒有用還原的方法，如果這樣做，“比如說右安門的，原來這個城門複原以後，你會現你家的這個樓被一個當年古老的城門，在那個還原了以後的場景當中，就像空交錯一樣，就是同時出現了。這個後來我們想了一下說，我們不太可能用這手法，這個從新聞的角度來說還是有點假。我們設想一下讀者的接受程度，我得還是應該給讀者真實度更高的一種方法。因為我們之前找了相當多的老片，找到之後趙剛就把他拍成膠片，然後再把膠片打出來。在現場找一個采訪象，和當時的選題關係很密切的采訪對象。比如一個老年人一直是住在右安附近的”。這種強調“客觀”的手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虛擬”的內涵而力求成讀者頭腦中關於右安門的意象。另一方麵，以圖片的形式展現出的城市遺並非空間實體本身，而是借助大眾媒介平台而傳播的視覺意象。城市意象是市社會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在現代心理學中，意象是指頭腦中的一幅圖像，並不一定是一幅實在的圖像，而是一幅“似像”的圖像，是一個人具有的一幅與在世界的情景相比的心理圖像。它是一種建構、一種綜合。美國城市學家文·林奇將城市環境意象分為可識別性、結構和意涵三種組成部分。城市環意象首先必備的是事物的個性，即與周圍事物的可區別性，和它作為獨立個體可識別性。意涵則是一種人與場所的關係，是一種發自內心所產生的歸屬感、全感和精神層次，即對地方的一種認同感。意象最簡單的感受形式是“地方色”，亦即個性或可識別性。可識別性狹義地來說，就是“一個地方的場所感”，方特色是使人們能區別此地方與彼地方差異，能喚起對一個地方的記憶。圖從傳達審美價值的角度無疑具有更直觀的力量，圖片與報道的主題構成“互文關係，界定到底什麼才是體現城市地方特色的空間樣式和空間風格進行定格，城市遺產中原本模糊的、多義的城市意蘊定格下來，尤其是對那些對實體的城遺產沒有生活記憶和視覺體驗的讀者來說，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以其傳播的泛性對其頭腦中關於城市共同遺產意象的中介力量有更為強烈的印象。雖然許多新一代或者新移民對城市遺產本身並沒有個人記憶為基礎，但在以“以共同體的名義”進行的遺產報道，關於共同遺產和地方特色的價值意涵和視覺意象使其產生了相應的地方感，並對這種地方感的物質載體——城市遺產產生了情感依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