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遺產作為一種對城市具體空間的記憶框架和使用方式，牽涉對遺產的曆史性、公共性和私有屬性共同的認識，隻有這些緯度都融入城市遺產的理解和決策中，所做出的決策才能夠被各利益主體認可。相對於具體公共政策的討論人文模式城市遺產媒介商議的著力點更在於對城市遺產所涉及的公共理性的涵與範疇的商議。與歐美國家相對成熟的市民保護意識不同，這種對於公共性本身的建構是中國城市遺產媒介商議的主要特色之一。人文模式媒介商議是在長期的報道中將城市遺產的曆史文化價值、生活價值和公共價值逐漸注城市地理空間並在社會成員之間形成價值的共享的交往過程。
（一）曆史中的城市遺產——注入曆史文化價值
對於大眾媒介上的“懷舊文化”，許多學者從文化消費主義的角度對之進分析和批判。陶東風認為，懷舊意味著今天的“記憶”已與消費文化與後現代義同流合汙，它難以抵抗消費文化的內在邏輯——遺忘。相反，它披著“審美”麵紗更可能進一步加速人的忘卻。在消費文化語境中，遺忘已不可阻擋。詹遜則認為懷舊電影並非曆史影片，“懷舊影片的特點就在於它們對過去有一種賞口味方麵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是非曆史的，這種影片需要的是消費關於過去一階段的形象，而不是告訴我們曆史是怎樣發展的”。但是，消費文化的理論很難用於分析人文模式的懷舊報道對城市空間曆史的緯度和對“文脈”的調——這些努力並不能簡單地用追求“發行量”等市場考慮來解釋，將曆史文價值注入現有城市空間，是媒介從業者對“當下”展開理性反思。
人文模式遺產報道一個常見的選題就是對地名的溯源，圍繞具體地理空展開的曆史和社會活動為地理空間注入了曆史和文化的價值。采用從今入古敘事，“北京地理”在2006年前門改造的媒介熱點中集中對前門地區的地名進挖掘。比如“大柵欄”的得名，與中國古代的宵禁製度有關，也與清朝的滿漢分有關。在《明北京城圖》和《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都不見大柵欄這一地名（稱廊房四條），而在《乾隆京城全圖》上，廊房四條則被標注成了“大柵欄”。盡如此，“廊房四條的柵欄很可能早在明代就已經出現——明孝宗弘治元（1488），朝廷下令在北京城內街巷設立木柵欄，並派士兵把守，以防竊賊”。大柵欄這一當下的城市空間設置出發，通過對其地名來源的溯源，一連串的曆記憶折疊在當下的地理空間之內。“發現上海”對於老上海的地名也是情有獨鍾，“現實中，這福開森路（今武康路）上花園別墅林立，卻是上海向來神秘的去處，在1938年，這條路上確實發生過一場撲朔迷離的刺殺案，地點就在福開森路（今武康路）40弄1號——唐紹儀故居”。文章從唐紹儀故居這座看似普通的別墅的描寫說起，牽扯入唐紹儀的刺殺案和同樣發生在武康路上的諸多“傳奇”，目的則是為這一條街道注入曆史的緯度，因其背後的故事而使其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