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樓是祖先規劃城市規劃時講究布局、氣勢的體現，當年明永樂皇帝建北京城時，在西四、東四、東單、東長安街、西長安街等新建牌樓的布局，某種意義上說是為了使北京城更雄偉。至此，一些重要的曆史事件在西牌樓發生便容易被後人理解。
而當北京在試圖改造大柵欄“城中村”時，“北京地理”的大柵欄專題中，給香港學者的如下意見：
一段時間以來，大興的“封村”引發了關於城市管理的熱議。支持者為這是最行之有效的接合部管理模式，異議者以為此種方式忽略了各管區域的特殊性，“一牆圍”、“一門隔”式的“一刀切”有嫌簡單。筆者以為，為一種城市管理模式，“封村”的效果立竿見影，至於其長期效應，則應該以時日並給予全方位的（社會心理的、區域經濟的甚至新民俗民風的）考量至少，作為一種嚐試，它為現當代北京城郊的治安、民防提供了一種思路這一政令的製定者、執行者理應受到首肯。換一個角度說，城中村（廣義城中村，本書中專指實施封閉式管理的城市郊區村落）在其他國家的鄉村市化過程中比較少見，因此，“封村”也為北京的都市研究提供了新的課題。
“北京地理”欄目的專家介紹中，上述直接的政策建議並不多，但是每每發生重要的保護事件（如南池子、前門、梁林故居等），此類專家的政策建議就時有出現。作為媒介報道中需要給出政策建議的結論部分，既符合報道的客觀性原則，又提供了專業政策建議的話語權威。
專家消息來源同樣是“發現上海”的主要特色。在2008年“外灘：上海的‘公共客廳’”專題中，就出現了上海市規劃局副局長、陳丹燕（上海作家）、熊月之（上海史學者）、李天綱（上海城市文化研究學者）、錢宗灝（同濟大學建築學學者）對於外灘“不完整的公共性”的批評。除了直接的采訪，摘錄學者的相關著作和言論，“轉述”學者的觀點也是“發現上海”一個較為特別的新聞來源。著名建築師登琨豔的一本建築社會學專著《失憶的城市——一個建築師對當代城市的痛與愛》，以縮寫加照片的方式整版出現在“發現上海”中。美國新都市主義著名學者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是“發現上海”經常摘錄的“詞典”。“發現上海”甚至還使用“戲仿”的手法，在兩個版麵的空間內，用其中一個版摘錄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的《上海摩登》書中的部分內容（該書被“發現上海”先後從各種角度使用過20多次），用另一個版杜撰出李歐梵本人來到上海老房子品味上海的虛擬小說，仿造李歐梵的立場和口吻，對上海的城市遺產進行點評。通過“轉述”的方式，原本並非直接針對上海的某處具體的城市遺產的專家的論述被轉換成為以此視角來對具體的城市遺產的空間體驗和價值界定，架起學者與具體城市遺產之間的記憶橋梁。
作為報道的後援團，學者們同時成為“北京地理”和“發現上海”的主要理念提升和選題建議者。在“北京地理”的“老城門”係列開始前，“一輛麵包車拉了所有采編去專家家裏接受掃盲”。從專家提供的資料和視角中，記者編輯學會掌握一種“文化和曆史”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具體的城市空間，從而將專家提供的曆史文化價值注入具體城市空間的遺產意義中。而在“發現上海”2003年上海開埠160年特刊中“目錄”板塊中的顯著位置，開列了由14人組成的專家後援團名單其中包括李歐梵、錢宗灝、鄭祖安、薛理勇等各個學科背景著名或是特別活躍學者和文化名人，“發現上海”集中於空間、語言、城市與人的關係三個主要緯的報道理念即受到上述專家啟發，專家學者的提出的反思也在更大的社會範內傳播、滲透，並開重構城市記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