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民生活記憶的正當呈現
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多關注於城市遺產相關的曆史事件和社會生活記憶在具體空間的描述中加入人的活動，而現場采訪中的居民則是生活記憶的主提供者之一。居民消息來源的使用在“北京地理”的報道中更為常見，“曆史見人”、“民間記憶”是每期報道必備的板塊。在關於南池子的一組文章中，報道引用了多位居民的“民間記憶”，居民張大爺說：“我1949年開始就住在這兒了前年南池子搞改造，我們離開了兩年多。這不，才回來。原來我們都管普度寺大廟。”對於居民來說，南池子是他們從1949年到現在的家，普度寺叫大廟，山門那兒的建築是原來的“糧店”，是居民們“買米買麵買油的地方”。這一連的定義與專家所謂“攝政王府”、“皇室典章建築”等遺產的曆史價值、建築審美值的關注點不同，體現居民對於南池子城市遺產特有的理解，並且通過“大廟”定義，通過“買米買麵買油的地方”等的方式來使用特定的城市遺產，實現對其價值界定。雖然所在地居民的城市記憶在表達上具有個人化、碎片化的局限，是這些嵌入日常生活的個體記憶卻具有建立個人與地方場所之間關係的關鍵用。認同是一個記憶問題，尤其是對“家”的記憶。當“家”的記憶被喚起並指特定城市遺產時，對地方的認同也就從中產生。
二、市民審美記憶的充分表達
相對於專家和學者的專業審美，普通市民群體也會對城市遺產的審美價和文化價值進行關注，這種關注更多以“遊客”的視角強調遺產的“可接近性”——感受遺產所在的物理空間的獨特氛圍，雖然這些關於“美”的表述和審美方式也許並不具有“專業性”或“權威性”，但是仍然作為市民群體對於城市遺產的理解和訴求而獲得其正當性。南池子報道中，相比於張大爺關注南池子的使用權利，“民間記憶”者嚴躍則是作為非本地的普通市民，以遊客的眼光關注南池子外在的審美價值。報道中的嚴躍是一位76歲的鋼筆畫家，記者遇到她時正在普度寺西側的樹叢裏寫生。她到這裏來關注的是這裏的名人價值：“聽人講這裏是多爾袞故居，所以來看看。可能是受《孝莊秘史》的影響，我挺欣賞多爾袞這個人的”。隨後，報道以這個鋼筆畫家的民間審美來呈現南池子特有的文化價值，“我主要是畫園林與古建，曾經畫過布達拉宮、頤和園，還有北京城的各種四合院。在畫的時候，我發現普度寺與其他的寺廟、王府還是有區別的。比如，它的簷椽是三層的，這好像在其他同類的建築裏很少見到。”嚴躍喜歡的普度寺，在專家眼中，其價值不隻局限於其“三層的簷椽”，但是這一對建築細節的感受同樣反映出遺產對於市民群體的審美價值和審美享受，對於遺產價值不同角度的闡述反映出不同群體對於這一遺產不同使用方式的訴求。相比之下，“發現上海”的報道中原住居民的直接表達並不多見，偶有出現的居民形象也被多少貶低為“不識曆史價值”的日常的破壞者。但“發現上海”對“遊客”視角卻頗為重視，事實上，“發現上海”的多數涉及具體城市遺產的報道，均采用一種類似“遊客”現場觀察的視角，關注遺產的空間感受和審美價值，在對城市遺產的理解和訴求與城市遺產利害關聯人中的非所在地市民（遊客）的價值立場和利益訴求相似，從而與市民群體結成話語同盟，成為“遊客”群體的代言。
三、學者曆史記憶點評的價值賦權
城市集體記憶的傳承一方麵依托城市遺產的物理空間，另一方麵也存在於書本檔案中，後者將城市記憶“形構”為更為穩定的“文化記憶”而受到更廣泛的認可。人文模式報道中，社會學者提供了城市遺產媒體的文化記憶，對城市遺產及其所承載的集體記憶起到價值賦權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學術界內部出現分化，一部分相對偏離主流話語體係的社會學者（多為學院知識分子和自由知識分子）開始使用官方曆史敘事之外的價值資源和曆史事件對集體記憶進行重新解讀。人文模式報道的生產過程中，媒體與學者之間始終存在著向互動的關係。一方麵，學者作為直接的采訪對象、引用的對象成為報道的消來源；另一方麵，學者還多承擔著這些報道的策劃者和理念、資料提供者的後團的角色。這些社會學者向人文模式的媒介報道提供的城市記憶既承載了超市民個人經曆之外的城市既有集體記憶傳統，又以其對集體記憶解讀的權威為媒介記憶的生產提供話語資源和解釋權威。作為直接的消息來源，“專家紹”是每期“北京地理”中必有的內容板塊，給出相對“客觀”的曆史敘述，還經會有對城市遺產使用方式的建議。尤其是在涉及專業問題需要給出“專業建議的時候，比如在報道當時頗受爭議的“北京牌樓”專題時（這些牌樓正麵臨拆遷造），即給出北京史學專家的意見，從布局的合理性和曆史價值出發，“北京地理的報道以提供理由的方式向當時事件的“牌樓保護派”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