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體記憶的媒介選擇與建構
哈布瓦赫認為，喚起、建構、敘述、定位和規範記憶的文化框架，就是所謂“體記憶”或“記憶的社會框架”。特定的個人記憶能否被回憶起、以什麼方式被憶起，都取決於這個框架。這個框架使得某些回憶成為“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某些則作為“不能進行回憶的回憶”、“不正確的回憶”被打入冷宮、被封存起來當這些框架變化的時候，相應的記憶變化就會發生。“這要麼是因為我們不再注它們，要麼是因為我們已將注意力轉移他處。”對於媒介話語空間中的集體憶，報道的體裁可以視為媒介集體記憶的組織框架，這個框架既與媒介運作的輯有關，又針對集體記憶的具體特征而展現出不同模式。
傳統的新聞文體大都是常規操作，無法提供對事件進行相對完整的追溯概念化，也就很難發揮紀念的功能。而人文模式的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中現了許多“非常規”的報道體裁，通過講述新聞的前世今生的方式，選擇相應“曆史事件”與“新聞事件”構成因果關聯，以完成對曆史的重新敘述。相對於統的副刊文章，這些以對城市遺產價值的滲透為主旨的報道體裁在選題上更有“新聞性”；而相對於常規的新聞報道，人文模式的報道又包含有更多文學的彩、主觀的感受甚至虛擬的戲仿。“北京地理”對其“新體裁”的描述是，絕對不對北京曆史遺跡的簡單描繪，更不是對軼聞掌故的改編整理，而必須是記者通自己所有的認知器官去體驗、感受並挖掘出來的一個能夠表現北京的前世和生的、絕對原創的新語文。創辦之初，它甚至曾經被設想能夠成為一種新的新體裁，因為一切在其他媒體上可以查找得到的資料，都隻能成為“北京地理”版上所占分量不大的邊欄。到目前為止，這個目標應該說差不多實現了，至少，“京地理”已形成自己特有的文本識別係統。在這個過程中，記者和編輯是議題的設定者、記憶的征詢者、觀點的串聯人，從“民間”或“社會”征集而來的零散的城市記憶按照這些“新體裁”的框架結構而重新篩選、關聯、排列、融合，實現從集合記憶向集體記憶的蛻變。
一、用新聞事件和空間提供記憶觸點
ToniAlexander指出“集體記憶既是時間的，又是空間的，它根植於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是一種記憶和紀念場所相互交織的網絡”。人文模式報道中，大眾媒介通過以新聞由頭和城市遺產空間現狀作為觸點，起到喚起和重構不同群體城市記憶的作用。人文模式的遺產報道並不是編年體的地方誌，它們更多地是以新聞價值的視角來設定報道的選題。“北京地理”的編輯對這種新聞性處理手法的表述是“我們感覺到曆史也可以以新聞的方式來操作，實際上拓寬了新聞報道的領域。這些傳統上屬於副刊的東西，我們通過策劃提高了它們的新聞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挖掘出人們所不知道的新聞，同時我們提供在這件事情上所能看到的時代進步的脈絡，包括這期間產生的一些新觀點”。雖然是副刊文章，但是報道的主題仍以一定的“新聞由頭”展開，這些新聞由頭有時是城市新近的舊城改造計劃，有時是最新的保護性開發的案例，也有時是某專家學者最新的關於城市遺產的著作或言論，通過這種新聞性的處理方式，人文類遺產報道的議題與其他社會商議議題產生關聯。在北京南池子改造、大柵欄改造、梁林故居保護、上海新天地開發、田子坊開發、張愛玲故居保護等重大的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中，人文類遺產報道均有出場。當下的情景好像是一種觸媒，喚醒一部分城市記憶，它營造出一種“當下此刻”的同時性觀念，而這種同時性則在建構社會共同體方麵具有不可或缺的儀式作用，激發相關群體對於所在地的認同。同時，以新聞報道的手段報道曆史事件具有建構曆史記憶的獨特作用，它借助新聞報道的真實感和作為“共同體成員需要關注的重大事件”潛在內涵獲得對曆史事件解讀的權威資源，從而強化媒介記憶對社會個體記憶的說服作用。通過對“當下此刻”的新聞事件的關注，媒介記憶得以實現與個體記憶的關聯和滲透，尤是對個體經驗之外的記憶則更具有獨特的建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