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對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人文模式媒介商議的分析，以《新京報》的“北京理”欄目和上海《申江服務導報》的“發現上海”欄目為主要分析對象，選擇這兩專欄的原因在於其對城市遺產報道的長期性和代表性。前者是北京第一份“目張膽”做地理的副刊專刊，是自2003年《新京報》創刊始便已有的版麵，而且《新京報》最早成型、成熟、形成自己特定讀者群的版麵之一（從2003年11月始，每周一、四、五三期；2006年改版後，改為每周二～周四，三天見報；2012年月後改至A疊，每周日見報）；後者是上海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的都市時尚消類報紙，《申江服務導報》對於上海“一向的擔當”，作為唯一以展現、塑造上海市文化為始終的副刊專欄而被評為上海市“十大名專欄”。兩個專欄在各自的市均開展了長年的城市遺產報道，展現對於建構城市集體記憶的自覺追求。是由於欄目的定位和城市媒介環境的不同，兩個專欄在人文模式的媒介商議角色功能方麵既有相似之處，又表現出諸多明顯的分疏，從而呈現不同條件因下人文模式媒介商議的質量和內在機製。
城市集合記憶的媒介征詢、聯結與價值賦權
對於集體記憶的建構機製，學界內部一直有“選擇說”和“建構說”的爭議，而社會學家OlickJefrey對“集合記憶”與“集體記憶”兩個概念的區分則有利於理解現實世界中集體記憶的塑造過程。人文模式的媒介報道中既有對各社會群體“集合記憶”的征詢和呈現，也有對市民“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喚起，媒介報道的操作邏輯與城市空間報道主題相結合，營造出人文模式報道中的媒介集體記憶框架。
相對於政府、商業力量等利益關聯群體，人文模式媒介報道從社會出發的“民間站位”尤其明顯。“北京地理”的主編呂約認為，作為文化中心，北京最不缺乏由官方和權威部門提供的合法知識，同時，它又是民間話語繁殖得最旺盛的城市。呈現民間話語是人文模式報道的核心立場。而“發現上海”的報紙《申江服務導報》則是90年代末期以來上海媒介結構中大量出現的時尚消費類都市報紙的典型代表，在城市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環境下承擔了主要的“大眾書寫”的功能，為城市結構中興起的“大眾階層”提供了表達的空間。
中國台灣學者夏鑄九認為，城市變遷的基本向度是：不同社會階級和曆史角色間對都市意義、社會結構中的空間形式意義，以及與整個社會結構有關城市的內容、層級和命運的衝突性爭執。城市是被曆史社會所決定的社會對特定空間形式所賦予之社會意義。每一種特殊情況下，城市被三個不同而相關聯過程所塑造：一是都市意義界定之衝突；二是都市功能適當操作之衝突。這些衝突可來自共同接受框架下的不同利益和價值，或對如何操作都市功能之共享目標的不同取向；三是對於都市意義或功能之適當的象征表征的衝突。城市遺產作為城市空間的一個特殊類別同樣存在上述各社會群體之間的競爭和爭奪，尤其在意義界定和價值建構方麵呈現對大眾媒介的依賴性。人文模式的遺產保護報道在媒介商議活動中的首要作用在於向不同商議主體，較少擁有表達空間的普通民群體和社會學者征詢各自的城市記憶，提供其表達偏好的媒介機會，並喚其對於城市遺產和記憶和價值反思。雖然這些記憶和反思之間的差異體現出同群體對於城市空間意義甚至對城市遺產“所有權”的爭奪，但在上述多元群的城市記憶之間並非競爭的關係而是相互的豐富和補充，從而在社會內部實城市集合記憶的聯結和共享價值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