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模式媒介報道中的城市遺產，是城市遺產的意象而非城市遺產本身，重強調的是其所承載的意涵、富有情感價值和建構的可能。兩者的結合通過介報道的空間主題而緊密相連。通過選擇與建構並用的方式，人文模式的媒報道依托城市遺產的空間主題劃定了城市集體記憶的邊界和共享概念。這一造的過程又受到大的社會環境（既有集體記憶框架）以及城市遺產相關利益關群體不同程度的影響。大眾媒介對於城市集體記憶的訴求一方麵緣於城市遺作為集體記憶符碼的功能，另一方麵也借助於市民群體在快速變化的城市環中對於自身延續的身份認同的需要，從而在情感上具有對市民群體動員的功能具體的操作中，這種商議動員則依托於城市集體記憶的社會性和滲透性。在布瓦赫看來，記憶是一種集體的社會交往行為，是一個與他人、社會、環境緊密關的現象。大多數情況下，我之所以回憶，正是因為別人刺激、促動、激發了我他們的記憶幫助了我的記憶，我的記憶借助於他們的記憶，人們從社會中得到憶，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通過現場采訪、資料梳理等形式，人文模式的城市遺產報道向城市遺產所在地居民、普通市民、專家學者征詢關於城市遺產的記憶和理解，這一過程也實現了對上述主體城市記憶的喚起和對自身的發現。來自不同群體的城市記憶，借助人文模式報道的拚貼手法並置在同一篇報道之中，“自我發現”了的各群體相互之間變得“可見”，從而展開相應的社會交往。博曼認為，在多元價值不可通約的情況下，對個體和集體的不同曆史經驗進行交流是最為常見的對話機製之一，這樣的對話能夠揭示政治共同體中共同理解的局限和視角性特征，適合建立團結和互相認可。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對不同群體城市記憶的喚起和並置以及之間的交往本身就是一個媒介商議的實現。
相互交往中，集體記憶的滲透性則有助於形成更大範圍的記憶聯合體。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借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和延續。如果人們不講述他們過去的事情，也就無法對之進行思考。而一旦講述了一些東西，也就意味著在統一觀念體係中把我們的觀點和我們所述群體的觀點聯係了起來。記憶就是在這種不斷地被講述和定位的過程中實現了記憶的聯合，記憶聯合體是一個群體得以凝聚成一個具有深度認同的共同體的重要原因。人文模式中，大眾媒介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一套統一的觀念體係，通過對不同社會群體與各自記憶的呈現和定位，對城市遺產相關的生活價值、市場價值和曆史文化價值進行多角度的彰顯，設立了不同群體記憶之間的關聯。當不同商議主體連接成記憶的聯合體，其對城市遺產的理解和判斷的共識隨之產生，並積澱為城市遺產公共決策和使用方式選擇的語境影響城市空間結構的變遷。
同時，城市集體記憶是由城市客觀環境存在物與人的主觀意識在時空中互動作用的動態複雜係統，體現出城市時空範疇中的社會群體關係。這些記憶常陷入被選擇性解讀的局麵，集體記憶可以成為不同集團演繹權力的方式，強者以通過塑造記憶來控製弱者，弱者也可以以記憶作為抵抗強者的武器。城市體記憶通過“記憶的社會框架”得以呈現和重構，特定的記憶能否被回憶起和什麼方式被回憶起、被講述出來，都取決於這個框架。它使某些回憶成為“能進行回憶的記憶”，某些則作為“不能進行回憶的回憶”、“不正確的回憶”被打冷宮東西。反映在大眾媒介的懷舊文化中，城市記憶又受到媒介框架的積極響，Silverstone認為大眾媒介呈現出的集體記憶是根據當下社會情境而將過素材透過媒介邏輯加以篩選、編排而成，目的是建構出符合媒介立場的集體憶。通過對人文模式媒介報道所呈現出的“記憶框架”的分析，可以觀察不同體記憶的媒介表達對報道結論的影響程度，從而揭示人文模式媒介商議的平性，大眾媒介建構城市集體記憶，從而建構公共理性的努力以及商議主體之間力量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