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那麼現在推動保護項目的過程中，您更傾向於選擇大眾化媒體還是專媒體來宣傳和推動呢？
阮教授：兩方麵的工作我都會做，但目前我更傾向在大眾類媒體上寫章——教育大眾、教育領導更為重要。專業雜誌雖然能影響到一些專業領導，是大多數領導負責的麵也比較寬，沒有時間來看這些雜誌。再加上現在很多業期刊文章格式繁瑣，有扼殺思想之嫌；有的則學生腔太重，可讀性不強，很難傳下去或者獲得轉載。
13.媒體的轉載對保護項目有哪些具體影響？
阮教授：有轉載，很重要。江南水鄉的保護，我前幾年寫了一篇文章，發“江南水鄉向何處去？”這篇文章媒體轉載得就比較多，因為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江南水鄉的發展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古鎮本身不會因為旅遊的存在而存在。能否獲得媒體的轉載，關鍵在於文章本身有沒有吸引人的地方，能否切中時弊，有所作用，有的是警示作用，有的是啟示作用，有的對人們產生聯想思考的作用。
14.與媒體的接觸多了，是否也與其中一些結成了朋友關係？
阮教授：當然是這樣的。與媒體合作有很大好處，大多數媒體都很有正義感，保護文化遺產，很多方麵要靠媒體，像石庫門保護，上海的《文彙報》、《新民晚報》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舉辦專門的論壇，宣傳推廣石庫門保護中心的成立等，發表了很多好文章。我們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中心還專門聘請了一位從媒體退休下來的資深記者來負責宣傳報道工作，負責新聞稿、召開記者招待會等。很多內容送出去之前會先給他把關，他會指出什麼內容媒體更感興趣，哪些內容應該送給什麼媒體。
15.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您會主動聯係媒體？
阮教授：很多，保護工作中媒體宣傳的作用不可忽視，做了蘇州平江路的規劃以後，雖然他們當地有宣傳，我還覺得不到位，我就連寫了7篇評論在《蘇州日報》上。報紙雜誌上刊登的所有關於我的文章我也都會收集起來。保護猶太人保護區的時候，就是我主動找的媒體。
16.找了哪些？
阮教授：《文彙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上海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啊，什麼的都找了。保護劃船俱樂部，我連寫了3篇文章，都給了《文彙報》做連續報道。上海電視台也對此做了報道。媒體的推動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我們做的上海石庫門的社會調查，一直都沒有回音，於是我就投給了《新民晚報》，它們把整篇調查報告都登了出來，雖然石庫門的保護項目到現在還是沒有結果，上海市城區12個曆史風貌保護區至今沒有一個以石庫門風貌為主的。
17.關於石庫門，為什麼在2009年上海媒體上突然爆發了對新天地的清算？
阮教授：批評新天地的觀點首先是在我的博客中發表的。大規模的討論得以形成是由於現在的開放程度逐步增大了，很大的原因還是人們對遺產保護認識的提高。雖然我們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或者保護城市遺產中具體做法上還有一些片麵性，但至少大家已經知道這是好東西，對我們國家有好處。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遺產保護的經濟效益也得到了認識，對遺產保護也起到的一定推動作用。但是旅遊開發也是個雙刃劍，存在合理利用還是不合理利用的問題。在這個方麵，通過媒體進行正確理念的引導，會起到一定作用。很多旅遊雜誌、旅遊報道在這個問題上傳播了很多錯誤的觀點，認為“保護曆史文化遺產幹什用？——可以發展旅遊、可以振興經濟”。但是他們忽略了曆史文化遺產最大作用，是實現文化的傳承，因此隻能在保護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而不是殺雞取卵我們現在絕大部分的旅遊景區都是殺雞取卵，榨幹取盡。媒體的報道更要克這種功利的價值觀。另外一個原則是要服從真理，不要受這種首長的影響，這的話，寧願不要報道，也不要寫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