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經濟領域看，經濟權力獲得了較大自主性，市場控製了越來越多的權力要素，不僅逐漸從政治領域分割部分權力，還向社會領域不斷滲化，這一現象突出表現在大眾傳媒的商業化。從社會領域來看，個人權力獲得了較大發展，但社會中最具公共性的社會團體和大眾傳媒卻仍然受到高度控製。同時，社會結構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社會已經開始進入不同利益主體形成和博弈的時代。在這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和意願表達極為重要。
第三，處於這一時代之中的大眾傳媒受到的控製因素從單一的政治控製到以政治控製為主，市場控製力量逐漸增強，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性質仍然存在，媒體所有權依舊歸國家統一掌控；但是，商業化也是影響大眾傳媒不忽視的力量，直接導致中國媒體結構從完全壟斷走向壟斷競爭。同時，新聞專主義文化在大眾傳媒行業生成，盡管表現為零散、非獨立的特征，但新聞專業化日漸影響大眾傳媒的實踐方式。另外，大眾媒體的分眾化日益明顯，從而為同利益全體尋求利益訴求開辟了表達空間。90年代以後隨著媒體產業化的深和媒體人對自身職業理解的改變，一些非主流的報紙、雜誌等，越來越注重社公共事務的報道和評論，媒體比以前更多地扮演了的公共領域功能。即使一主流媒體，如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也在這股潮流麵前，開始重對社會熱點問題的討論。作為民主商議的公開平台，大眾媒介有時也會作為議活動的一隻相對獨立的參與力量，其中牽涉媒介從業者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同解讀。我國的媒介從業者傾向於把媒體角色理解為“參與者”，他們把新聞道看作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部分，有悲憫之心，但以專業為標準，希望借助新力量推動社會進步。
上述宏觀環境細化到城市遺產保護領域，一方麵體現為中央政府近年來於城市遺產保護的重視，前後三批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和《文物法》的出台為市遺產保護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國家文物局長和相關負責人也多次注大眾媒介上發生的城市遺產保護討論，並極力推動各地進行具體的城市遺保護工作。地方政府在實際的城市規劃和城市遺產保護領域更加注重對城市史文化風貌的保護、城市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並日益重視在此過程中的民主化與機製和與媒體之間的溝通，體現出善治的意願。從公民社會的民主參與看善治本身就帶有“商議民主”的特征。DavidMiler認為，當一種民主體製的決是通過公開討論——每個參與者能夠自由表達，願意傾聽並考慮相反的點——做出的，那麼，這種民主體製就是商議的。因此，發展城市遺產保護領的商議民主模式同時有利於政府善治的實現。同時，社會公眾的城市遺產保意識進一步提高，民間保護誌願者和誌願組織的力量進一步壯大。大眾媒體於城市遺產保護的報道逐年增加，在2006～2010年“南京城南保衛戰”、2007北京“東四八條胡同保衛戰”、2009年北京“梁林故居保衛戰”等媒介事件中不社會意見經由大眾媒介傳播形成公共議題，並在充分討論後部分轉化為政府公共決策的商議民主案例發生。這其中既體現出社會公眾民主參與意識和能力的提高，也體現出政府對於社會理性的吸納能力的增強。學者許紀霖在分析北大民主改革等事件後認為，中國社會正處於從谘詢政治走向商議民主的政治轉型期。上述以大眾媒介為主要場域的民主商議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實踐了商議民主的理想模式？這些實踐是否走向商議民主體製進程中的一環？它們是偶發的，還是有其曆史發展的必然性？這些民主商議活動的實踐成果能否形成累積，並進一步拓展到同類其他議題中？將商議民主理論作為一種民主化策略來觀察不同媒介商議事件的民主化意義以及其中的積累性因素，有助於對城市遺產保護的民主化進程進行分析和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