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遺產保護乃至整個當代中國城市的空間決策中，公眾參與渠道嚴重乏或受阻，大眾傳媒在城市遺產保護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學者重視。但是不同者對大眾傳媒所起到的具體作用褒貶不一。一些學者認為，傳媒在遺產保護公眾參與中發揮著“監督者”與“交流平台”的核心作用，因為有傳媒的參與和入，決策過程的信息披露和公眾反饋的表達才能得以實現。也有學者認為，眾傳媒在促進政府與社會溝通中時常出現的“集體失聲”，這也是阻礙公眾參和表達的因素之一。不僅如此，由於其獲取信息傳遞的方式及其本身的價值向，一些規劃專家認為“媒體會做出一定的有傾向性的選擇，城市保護中也不因媒體肆意炒作而導致工程中途夭折的事件發生”。
在研究了“兩岸三地”不同地方保護事件的行動邏輯的基礎上，學者陳映指出，傳媒在社會力量尋找和進行道德資源的動員兩個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傳媒的主體、傳媒建構的機製差異還是非常大的。在麵臨空間變遷的過中，社會各係統之間的互動出現了衝突，各種文化的力量、知識界的力量、市民力量怎樣進入傳播界，利用傳媒，將傳媒作為社會運動、社會動員的主要方式有一定差異。另外，傳媒自身也有一個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媒體的關係同樣生了變化。而這一變化非常深遠，其作用有些顯現了出來，有些還沒有顯出來。
從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中不同媒體的不同實踐方式及其突破創新和具體產的多元複雜的結果來看，傳媒從業者的一些非常規操作發揮了一定的推動媒改革和媒介商議的民主化功能，但不是所有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中出現的“非規”操作都具有民主化的意義和持續性。傳播學者李金銓認為，中國的媒介改自身缺乏貫穿全局的思想，以致流於短視和投機，常常跟著政策搖搖擺擺。
商議民主理論為大眾媒介所需要發揮的作用和功能所提出的種種規範性要求視角，觀察大眾媒介在城市遺產保護領域，尤其是其中的媒介商議中的具體為，有利於將具體的媒介實踐與民主決策和宏觀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相連，從而為中國的媒介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
（三）考察城市治理模式中社會表達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聯
以商議民主理論來分析基於城市遺產保護報道所形成的媒介討論和其影響對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獨特意義在於，其考察的是中國城市開發以及城市治理模式中社會表達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聯，以及在城市一級政治治理結構中所體現出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對此問題的特殊性需要將其放入宏觀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背景中加以理解。1992年以後的新一輪改革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麵延續並加快了80年代以來的改革步伐，卻付出了部分政治改革滯後的代價。結果所形成的是從80年代就開始了的，到90年代中後期明顯定型的三大變化趨勢：
第一，從政治形態而言，從全能主義的集權政治轉變為善治主義的權威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社會的基本確立，中國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控製一切的全權主義集權政治，而改變為國家基本放棄了對社會經濟領域的控製而主控政治領域、在執政理念上照顧和體現民意的善治主義的權威政治。按照康曉光借鑒金耀基提出的概念分析，這一善治主義的威權政治采取了一種“行政吸納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會中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入行政決策結構，因而獲得某一層次的“精英整合”，此過程賦予了統治權力以合法性，從而，一個鬆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會得以建立起來。在學者許紀霖看來，這樣一種資訊政治模式將民眾排斥在外，中央行政官員固然有照顧民意的向善願望，但政策正當性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