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重新審視當代中國城市遺產保護報道(2)(1 / 3)

(一)分析城市遺產議題的媒介擴散和演變過程

城市遺產保護議題在我國大眾媒體上存在著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我國報紙媒體上對於城市遺產大多采取一種“革命”的態度。在當時《人民日報》上,時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東明城解放後,經兩萬多市民的突努力,僅三天的工夫,就把城牆平毀了。市民們高呼:‘再也不叫你監禁我了!’”在北京一些報紙媒體上,先後出現對於古城牆存廢、北京城市新規劃“大屋頂”古典主義建築設計風格的媒介討論,討論的主體集中在梁思成、彭真何祚庥等精英知識分子之間,討論以梁思成的公開檢討作為結束,保護北京“梁陳方案”和“大屋頂”式的建築設計風格被批判為“曆史的反動”。之後的2多年中,這種工業現代主義的、革命式的城市理念在我國城市建設和大眾媒介相關報道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1958年,《北京日報》報道一位人大代表舉40條拆除城牆的理由,比如:拆除城牆可以得到一些城磚,這有經濟作用;還使城內城外打成一片;等等。刊發這篇報道後,在當時有30多封讀者來信反拆除北京城牆。有個工人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中國那麼大,搞建設可到別的地方去嗬。如果城裏城外打成一片,那麼是不是要關內關外打成一片,萬裏長城也拆掉!我以工人階級的身份來抗議這種做法。”但是這些市民的不看法並沒有在報紙上反映出來。當時媒體對於城市遺產保護的意識還沒有現,對於北京城牆的態度,一篇題為《把城牆管理起來》的報道建議市民在城牆拆磚的時候不能沒有秩序地拆,要“好好”地拆,要管理起來,要申報。缺乏討或者缺乏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城市遺產保護意識的缺乏,是這一階段大眾媒城市遺產報道的主要問題。

1978年以後,我國大眾媒體上的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發生了一係列深刻的化。以北京為例,80年代,北京市政府啟動對舊城區的第一次大規模改造,媒開始以《最後的古都》、《京華建築憂思錄》等報告文學的形式對城市遺產的破進行了反思,但是囿於報告文學的“文學”體裁,兩篇作品更多地在價值層麵對護進行呼籲,而未對事實本身有足夠報道。1998年,美術館後街22號拆遷事引發了“媒體都在報道”的空前現象,使城市遺產保護議題正式進入公共視野到2000年,北京城又開始第三次大規模的改造,南池子改造風波、北京城市規修編、前門大街改造等一係列城市空間重構事件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一定程上減緩了“舊城改造”的步伐,並推動將“整體保護”等理念列入《北京市總體劃》。此後,城市遺產保護主題的相關報道在大眾媒介中逐年增加。從報道議題提出者的身份類型來看,存在著一個從社會精英到普通大眾逐漸拓展的過程;從報道的內容上,從常規的宣傳政府政策和工作業績到對城市遺產遭到破壞的媒介監督、媒介呼籲,對城市遺產保護領域涉及的社會矛盾和曆史根源的深度剖析,對城市遺產空間氛圍的現場觀察和文化闡釋等多種報道框架的形成,體現出媒介價值多元化的趨勢;從報道使用的體裁來看,從最基本的專家言論和短消息發展到調查報道、深度報道、人物報道、特稿、對話式報道、遊記報道甚至網絡民意調查反饋等多種形式的並用,體現出媒介報道主動性的增強。在這個從無到有、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中,大眾媒介自身也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出現了明顯的內部分化,不同政治經濟站位的大眾媒體分別為城市遺產相關的各利害關聯群體提供了話語表達和交往的平台,結成了不同結構的意見交換網絡。本書的研究通過對這個從無到有、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的具體分析,探討城市遺產保護作為一個公共議題在媒介話語空間以及整個社會結構中的擴散過程,分析議題衍生和分化的媒介因素以及大眾媒介在城市遺產保護報道實踐的話語建構中對於自身架構和分化的過程。

(二)將微觀的媒介實踐與宏觀社會民主化進程相連

以商議民主的視角研究中國城市遺產保護報道的意義首先在於,它將具體的媒介報道實踐與民主決策同宏觀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相連。傳統黨報時代,我國大眾媒介對於“曆史文物”等主題的報道體裁多為專家評論和短消息兩種,用以對政府工作業績和相關知識進行宣傳,帶有一定的被動性和程式化的特征。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不僅在數量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創新和突破。在參與報道的媒體類型上,從原有的專業、行業類媒體(如《中國文化報》、《文物報》等),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黨委機關報媒體向都市類媒體(如《新京報》、《現代快報》等)、時政新聞類媒體(如《瞭望新聞周刊》、《南方周末》)、時尚消費類媒體(如《申江服務導報》、《外灘畫報》)等大眾化媒體擴展;在報道體裁上發展到調查報道、深度報道、人物報道、特稿、對話式報道、遊記報道甚至網絡民意調查等多種形式的並用;在報道的方式上,對城市遺產遭到破壞的媒介監督、媒介呼籲,對城市遺產保護領域涉及的社會矛盾和曆史根源的深度剖析時有發生,對城市遺產空間氛圍的現場觀察和文化闡釋成為許多報紙副刊和雜誌上常見的話題。這些在城市遺產報道領域的“非常規實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之前要求“輿論一致”的官方話語壟斷,從不同側麵展現出城市遺產所承載的多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