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透視鏡，我國的媒介格局及其運行機製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和分化。原有“黨管媒體”的基本原則並沒有改變。以媒介話語最為活躍多元的平麵媒體為例，傳統黨報及其附屬媒體仍舊承擔著“政府喉舌”的作用，作為“權力話語體係”的一部分對各級黨政部門的工作具有“指導”作用。另一方麵，隨著媒介市場化進程的加劇，廣告收入的訴求將媒體引向市場也引向民眾。在“大報管導向、小報管市場”原則的指導下，新興的“都市報”媒體所麵臨的宣傳紀律日漸寬鬆，越來越多地需要從民眾和市場角度自行尋找報道選題。媒介話語空間出現了兩個相互交織又相互競爭的話語權力場，社會公共議題在其中的出現、凝聚和轉化路徑折射出當代中國特有的機會結構和民主化空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眾媒介上的城市遺產保護報道呈現一個從無到有、從單一到複雜多樣的過程。既有對政府出台的有關城市規劃、城市開發、城市遺產保護公共政策和工作業績的宣傳和動員，也有對特定的城市遺產進行保護的呼籲、對城市遺產保護合理模式的探討甚至對城市總體規劃方向的建議；既有對“舊城改造”中的“建設性破壞”的輿論監督，也有從人文的角度對城市遺產的深度挖掘以及在此基礎上對城市文化、城市共同體認同的建構。尤其是在一些熱點事件中，不同政治經濟站位的大眾媒體以不同的報道框架和參與程度為不同利益主體提供表達的空間，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發起、凝聚、推動公眾參與和公共討論的作用，此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商議民主的部分特征（appearance）。同樣是在20世紀90年代，歐美世界興起商議民主的理論模式與治理實踐，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西方世界極富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形態。商議民主的要旨在於：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決策，在實施之前必須在公共領域中，由公民們按照公共理性精神予以討論和爭辯，通過不同意見的對話，最後達成妥協或共識。在理論淵源上，當代商議民主理論主要有以下兩大傳統：一是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在自由主義民主體係中用公共商議來修正代議製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二是以哈貝馬斯為主的批判主義理論傳統，關注政治意誌的形成過程以及公共商議的民主化價值。在哈貝馬斯的基礎上，約翰·德雷澤克將商議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化策略，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任何社會、任何時間，在麵對一係列製度的任一情形下，我們該如何來實現民主”。本書所采用的商議民主在理論脈絡上，沿襲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批判視角，以強調其中的規範價值對現實政治實踐的批判和啟示作用；同時認同德雷澤克將商議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化策略的觀點，強調公共商議活動本身所含有的民主化價值，將也許並不完整的公共商議活動視為“民主學習”的過程。
商議民主理論被引進我國後，也成為政治與行政研究學者關心的重點問題，被應用於中國現有的政治框架之中，探討如何在現行社會條件下促進商議民主，使政府決策建立在更加透明和公眾參與的基礎上，並作為一種規範理想來促進我國政治的文明進程。與此同時，中國一些地方上的民主實踐也在采用商議民主作為策略進行基層民主化建設。浙江溫嶺十幾年來的民主實踐證明了這一民主模式在中國土壤上生長的可能；但是，實踐主持者何包鋼自己也承認，如果把商議民主僅僅局限於小規模的民主決策和製度建設，則抹殺了商議民主作為一種治理形式的理想價值。
本書選擇商議民主作為理論視角，是因為其與城市遺產保護報道這個研究對象的契合度，以及在當下中國這個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首先，作為決策手段，哈貝馬斯對道德商談意義的強調使商議理論在解決城市遺產保護中各利害相關主體之間多元而不可通約的價值和利益衝突提供了有利視角。
其次，作為民主治理模式，商議民主批判體係中的民主化視角對分析城市遺產保護領域各利害關聯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和力量關係提供了分析路徑，以多元、平等、商議、共識等規範性要求審視城市遺產保護媒介商議的具體形態及其演變脈絡，有利於揭示相關主體之間的力量關係以及城市遺產保護領域民主化進程的可能走向。
同時，商議民主理論與大眾媒介研究有著天然的勾連。哈貝馬斯把公共領域看作“一種用來交流信息的觀點的網絡”，大眾傳媒在此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有助於生成“有關特定話題的公共意見”。他對大眾媒介提出的保持獨立、自律和對那些尚不具備足夠商議能力的公眾賦權兩項規範要求，可以為分析公共商議中大眾媒介的公共性和民主化價值提供判斷標準。
需要說明的是，以大眾媒介為中介的商議民主並不是本書對中國城市遺產保護進程所作的現實判斷或者前景設定，更確切地說，商議民主理論是本書的理論框架或理論假設。一方麵，從規範角度探討任何媒介行為，都不能不在一定的政治哲學中進行把握。從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中不同媒體的不同實踐方式以及其中的突破創新和具體產生的多元複雜的結果來看，傳媒從業者的一些非常規操作發揮了一定的推動媒介改革和媒介商議的民主化功能，但不是所有城市遺產保護報道中出現的“非常規”操作都具有民主化的意義和持續性。以商議民主理論為大眾媒介所需要發揮的作用和功能所提出的種種規範性要求為視角，觀察大眾媒介在城市遺產保護領域，尤其是其中的媒介商議中的具體作為，有利於將具體的媒介實踐與民主決策和宏觀的社會民主化進程相連，為中國的媒介改革提供借鑒。另一方麵，源自西方政治傳統與實踐的公共領域、公共理性、商議民主等概念在當代中國遺產保護領域和媒介話語空間中也不會是天然存在的。在媒介話語空間中，話語交往如何確認？公眾和輿論如何形成？在缺少代議製作為輿論轉化的常規機製的當代中國，話語的交往權力如何實現？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對大量過往事件及報道的梳理，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探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