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銀行大亨們元氣大傷，隻有一部分人挺了過來。在這次教訓之後，他們更加注重資本對實業的控製。當然，也有一些人早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就控製了一些大型工業企業，組成了龐大的金融工業集團。他們在金融危機中所受的衝擊較小。總之，之後的寡頭們已經放棄了“單一經營”的策略，而是將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裏，他們通過並購、重組等方式擴充自己的金融工業集團，據俄羅斯經濟學家的統計，到1999年，這樣的“帝國”在俄羅斯大概有50家，他們掌握了俄羅斯60％～80％的經濟實力。
跟西方的大企業家不同，俄羅斯這個新的富商階層還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他們都是在短短十幾年裏發家致富的，因此，也就缺少西方類似大企業的深厚的文化積澱。這是很致命的，因為，他們在百姓眼裏，簡直就連一點基本的社會責任感都沒有。他們正在做的，隻是把國家的財產據為己有，然後轉移到國外，瘋狂地揮霍和享受。
而且，他們雖然人數規模不算太小，但卻毫無作為一個組織或者團體甚至階級存在的基礎，他們基本沒有組織性。正如別列佐夫斯基在寫給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的信中所說的：我們之間的內訌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沒有相互聽取建議的誠意，沒有經驗，而最主要的是，這是一個缺乏遠見的階層，沒有能力抓住主要問題，盡管他擁有了巨大的財富，但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社會都缺乏一種社會責任感，這讓俄羅斯付出了高額代價。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俄羅斯企業家和工業家聯盟正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它成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但直到2000年夏天大部分大資本家才開始加入。
原因很清楚，普京上台之後，寡頭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無法無天、自由自在地生活了。2000年，普京趕走了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狠狠地教訓了狂妄的寡頭們。2001年，普京把寡頭們找到一起，勸他們不要試圖幹預政治生活，要對社會有所貢獻。
《政權》雜誌明白無誤地指出：現在大資本家已經不能通過總統來控製國家，而隻是畏怯地希望總統領導他們和資本。如何領導呢？首先，他們得守規矩。具體而言，最重要的當然是不要再試圖插手政治，幹預政府行為。然後是守法律，不能偷稅漏稅，不能為非作歹；其次，他們需要作出一些表率，這些表率有助於平息俄羅斯社會對他們的憤怒，同時也可以減緩政府對他們以往罪責的追究。普京並不是要拿所有的寡頭開刀，他不像俄羅斯共產黨人久加諾夫所宣稱的那樣，要徹底地審視之前的私有化進程，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實施財富再分配。這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因為這必然導致再次混亂。
因此，寡頭們在普京的統治下隻需要安心賺他們的錢，過他們的奢華日子，有點社會責任心，適時適當地回饋社會就行了。當然，這樣對他們很有好處，大商人、大資本家們謹慎地表示，“在普京的時代，經營變得輕鬆多了”，“對於商業活動而言，國家的整體環境更加趨於優化”，“普京對生意的態度變得更加溫和”……
大概從2001年開始，克裏姆林宮便接到明確的命令，今後在工作文獻中，盡量避免出現寡頭的字樣，寡頭以及寡頭體製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曆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寡頭開始退出俄羅斯的政治舞台。當然，這是曆史必然規律。對俄羅斯而言，不可能繼續保持這樣的狀況：幾百萬擁有良好素質和專業技能的工作人員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克忠職守卻無法滿足溫飽，而那些不擇手段的投機商、冒險家、犯罪團夥的頭目卻在恣意享受，揮霍著本該屬於國家和社會的財產。
這樣對於俄羅斯經濟最大的好處在於，無論是葉利欽聲稱的“在俄羅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還是丘拜斯的“建立正常的資本主義”，都有了可能實現的基礎，普京正是在清理寡頭的基礎上為他心目中的俄羅斯新經濟開辟新道路的。
“我們現在要把精力集中在唯一要緊的隊列——賺錢”
在1999年出任俄羅斯聯邦總理的時候，普京就已經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來改善俄羅斯經濟了，但顯而易見，這些措施成效不大。站在總理的角度始終隻能對經濟進行小修小補，這些修補可以局部改善卻永遠不能使整體經濟產生飛躍。
普京的前任們就已經不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了。切爾諾·梅爾金領導的政府推行的是“經濟專製”的強硬措施；而普裏馬科夫政府則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選擇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在繞來繞去，小心翼翼地曲折向前。這樣收到了一些成效，它們使尖銳的矛盾得到緩和，卻不能消滅這種矛盾。而且，每一屆政府都無法擺脫技術性和臨時性的特征，因為他們必須服從於國家杜馬選舉和總統選舉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