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良君是一個非常熱情好客的人，隔老遠就向我們打招呼，並連連為我們的久等而致歉，一邊快步走到前麵帶路，他並不知道我們已經去過他家。一路上，他談笑自若地從前後穿行的人流中走過，無視別人對他投來的詫異目光。而到了家中，他忙不迭地為我們沏茶。因為是夏天，行良君給我們的茶杯裏加了幹菊花，一邊加一邊解釋說菊花有防暑清涼的作用。加進去的小小花蕾在熱水的浸泡下舒展出盛開的身姿，整個客廳便彌漫在一種淡淡的花香裏。一如行良君給人的感受：淡淡的，卻餘味繞梁。
因為時間並不是很充裕，而我們當天需返回，在行良君家吃過午飯交談了一個多小時我們就準備乘車回家了。那一個多小時裏，我不僅知道行良君自邵陽師範大專畢業後一直致力於考研，並且也從未鬆懈過對英語的學習和對繼續深造的堅持。雖然當時的工作並不能忽視，行良君卻利用晚上和假期為考試準備著。他勸我不要有畏懼感，更不要因為工作忙就想放棄。他甚至利用家人做午飯的時間帶我去見研究生導師，導師家的茶幾上恰逢擺著一本萬年曆。行良君在我與導師交談的時候不聲不響地拿起了那本書，回程時他告訴我我的陽曆出生日期是六月二十五日，並說陽曆比陰曆更科學更準確些。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才知道我的陽曆生日的，也就從那年起我每年的生日就改在陽曆過了。
等到1998年年底考試的時候，我們再次來到行良君家門前，因為我報考的就是湘潭師院，得到的消息卻是行良君因為晚期肝癌去湖南腫瘤醫院治病了。匆匆應付完考試我與當時已是老公的男友趕赴長沙，輾轉了幾個小時幾條不同的公交線路，我們在醫院見到了因化療頭發已經全部脫落的行良君，這是我與行良君的第二麵之緣也是我的最後一次見到他。我緊張而擔心地看著他，行良君卻笑笑地問我：“我的樣子很滑稽吧？”其時他的腦袋上包裹著頭巾，身上穿著醫院特製的病號服，寬大的衣服套在瘦小的身子上顯得很鬆垮，風一吹過來，衣服就被塞得鼓鼓囊囊，更襯出行良君被化療過後的虛弱。
我無言地望向他，不知道選擇什麼詞彙來調侃當時壓抑的氣氛。我是那麼的想哭，為行良君這一生裏比常人多出的磨難而哭。許是看出我忍隱的情愫，行良君別開話題說：“醫院的氣味很難聞吧？我帶你們去我的出租房。”在那個狹小的房子裏，行良君的老婆也就是劉姐為我們張羅著飯菜，而行良君卻關心地問起我考試的情形，知道我準備的並不充分、錄取的希望很微薄，行良君撇下自己的病情安慰我：“沒關係，等我病好了到湖南師大當導師後你再考師大的研究生吧！”尚在南京大學念博的行良君還未畢業湖南師大就已經有意邀請他畢業後去任教了。於是我是那麼的盼望行良君能盡快地好起來，倒不是我想考師大的研究生，而是行良君還在想著念博後繼續攻讀博士後。我盼著博士後的行良君立在講台前能引導更多的學子走進堅韌不拔的學海追求中，讓學成歸來的行良君桃李滿天下。
回到家鄉的我一麵忙於單位的上傳下達和新組建家庭的日常瑣事，一麵不忘行良君的叮囑擠出空閑時間繼續溫習，以期參加1999年的考試。可是春節過後我就懷孕了，因為之前流過多次產，而醫生反複強調這次懷孕不能再流產了以免形成習慣性流產而留下受孕失敗的後遺症，何況當時我也已經26周歲了，是應該考慮生育的年齡了。我決定安心保胎讓腹中的胎兒好好孕育成人，而且父母和婆家也早在添丁的盼望中，在求學和生育兩者之間我選擇了生育。
病中的行良君知道我因為懷孕放棄了學業，卻也沒有責問我，隻是一再表示很惋惜。看了考試分數的他告訴我除了專業成績稍差點，我的英語和政治都還算不錯，複習一年考取研究生應該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導致專業成績稍差並不是我的基礎不行，而是沒有花時間去看去背，同時有幾本應考書沒有找到。我在他的惋惜中覺得自己終於是辜負了他的期望，也愧對他幾年來對我的引導和幫助。其實在骨子裏，我的傳宗接代思想還是戰勝了走出家鄉衝上學苑平台的渴望，我原是一個注重家庭遠遠甚於事業的平凡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