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時，有人雪中送炭般地向我們伸出了援手。大衛·麥克坎萊思是我們小斯維登堡教派的主要成員，他很早就留意到了我的父親和母親，但是除了安息日在教堂中的幾句寒暄，我們之間並沒有更多的聯係，更別說交談了。他跟艾特肯姨媽很熟，因此他讓她帶口信說，如果我們在這個悲傷的時期需要任何資金援助，他都會非常樂意提供一切所需。他早有耳聞眾人對我英雄般母親的讚譽，這已經足夠了。
一個人已擺脫逆境不再需要幫助，或者當他已擁有顯赫的地位，可以報答別人的好意時，積下一件純潔的非功利的善行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時，一個貧窮的蘇格蘭婦女失去了她的丈夫，而她的大兒子也才二十出頭。家中的不幸需要這個優雅而又高尚的人來緩解痛苦。盡管母親謝絕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說，麥克·坎萊思先生在我們的心底擁有一個神聖的位置。我堅信這樣一個信條：如果一個人一生中在身陷困境時應該得到必要的幫助，那麼他通常都會得到。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好人—他們不僅願意，而且迫切地想要向那些他們認為值得幫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常言道：樂施者自有人助。
父親去世後，我要考慮的事情要比以往多得多。母親繼續做鞋，湯姆還在上公立學校，而我則繼續跟著司各特先生在鐵路公司上班。就在這時，幸運之神來敲響了我們家的門。司各特先生問我有沒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話，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資。當時我總共隻有500美分，即使讓我拿50美元來投資，我也沒有那麼多積蓄。但是我不願意失去這次發展的機遇。所以我作了個大膽的決定：籌到這筆款。他又告訴我，他可以從威爾金斯堡車站的代理—雷諾爾德先生那裏買到10股亞當斯快車的股票。當然，當晚，我就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母親。她沒有考慮太久，就支持我去做。那時，我們已經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這也許可以作為抵押，想法借筆錢。
第二天一早，母親就乘蒸汽船去了東利物浦，晚上才回來，她從她的一個兄弟那裏借到了這筆錢。他是一個治安法官，在當地小鎮很有名望，而他手上剛好有大筆農民要投資的錢。母親把我們的房子抵押了，拿回了500美元，然後，我便把這500美元交給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給了我。但出乎意料的是，我還需另外交100美元作為保證金。但司各特先生爽快地說，可以在我方便的時候再支付，這樣事情就相對容易多了。
這是我的第一筆投資。在那些美好的時光裏，那時的股息和紅利比現在要豐厚得多，而且亞當斯快車是每月分紅。一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個白色的信封，上麵用很大的手寫體寫著—“安德魯·卡耐基先生”，“先生”一詞使我受寵若驚。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亞當斯快車公司的圓形印章。信封裏是一張紐約黃金交易所10美元的支票。我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張支票，和那個親筆簽名“出納員J.C.巴布科克”。它給了我投資的第一筆收入—一筆不用辛勤勞動就可獲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這是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雞。”
每到周日，在森林裏聚會是我們幾個的慣例。我們在伍滋潤附近找了片環境優美的小樹林，這是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那張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當大家都在樹下坐定後，我便把它拿出來給大家展示。當時我的夥伴們反應十分強烈，大家都沒想到還有這樣的投資賺錢機遇。我們決定攢錢，關注下一個可以投資的機會，每個人都有份，直到幾年後，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資收益分掉，像合夥人一樣在一起賺錢。
其實，直到此刻，我的交際圈還不是很大。弗朗西斯科太太，我們貨運代理的妻子，她非常地友善可親，好幾次叫我去她在匹茲堡的家做客。她常常談起我來送司各特先生的一份信件，第一次敲響在第三大道上房子的門鈴時的情景。當時她讓我進來，而我卻害羞地低下了頭，她總是開玩笑讓我緩解羞澀。幾年來，我從來沒有去她家吃過一次飯。直到晚年，我都不是很習慣去別人家做客，但是司各特先生堅持要我去他的住處並且和他一起吃頓飯，這對我來說也是很好的機會。在阿爾圖那，除了羅姆貝特先生的房子外，弗朗西斯科先生家是最大的。在我的記憶裏，我從來沒有去過羅姆貝特先生的房子。那座地處主幹道的房子在我眼裏非常時髦、漂亮，仿佛是一座宮殿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