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他當時擔心我的處理太過嚴厲，很有可能他是對的。這件事發生好幾年後，當我成了這一部門的主任，對那兩個曾被我停職一段時間的人，我總在心裏抱有一絲歉意。對我那次所采取的行動—我對他們的第一次處罰，我在良心上感到很不安。如果再回到當時，我不會再對他們那麼嚴苛，適當的寬容在必要的時候總是比懲罰更有效。很多處罰其實是沒有必要的，選擇寬恕，至少寬恕第一次犯錯，或許是最好的辦法。
我的至交隻有6人，但隨著閱曆的不斷增長，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學會麵對一些事情，關於生命與死亡、今生與來世，我必須與之鬥爭。我們的成長環境中，既有善良、誠實、自尊而又自重的父母的諄諄教導，也有各種教派思想的不斷陶冶。在匹茲堡長老教會首席大臣的妻子—麥克米倫夫人的影響下，我們參加她丈夫的教派活動，並進入了他們的社交圈子。（1912年7月16日，當我在郊野別墅中讀起這段文字的時候，手頭剛好有麥克米倫夫人在她80歲那年從倫敦寫來的信。上個星期，她的兩個女兒都在倫敦嫁給了大學教授，一個仍舊住在英國，而另一個已收到了來自波士頓的任命。兩位賢婿都很優秀，這樣一來，我們這兩個英語國家的種族就結合在了一起。）麥克米倫先生是一個善良卻嚴厲的加爾文教的守舊派，他美麗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輕人的領袖。在她家裏，我們比在其他地方更覺自在和快樂，因此我們有時會去參加他的教派的活動。
當然，話題一經公布，我們就把握了主動權，教條被當做是文明尚未發掘時期的錯誤思想而被全盤否決。我記不起是誰最先提出那條公理：“一個慈悲寬大的神是人類最為高貴的作品。”我們認為，人類文明的每一個階段都會創造出自己的神來。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他們對未知世界的了解也愈發深入。所以，我們會變得越來越不信神，但我信奉更加真實的宗教。危機過去了，幸運的是，我們並沒有被從麥克米倫的教會中驅逐出來。那是值得紀念的一天，那天我們下定決心支持米勒的聲明，即使它包括了放逐甚至更糟的東西。我們這些年輕人對神學變得十分桀驁不馴，但對信仰卻非常虔誠。
約翰·菲利普斯從馬背上摔下來，不幸去世。大家都為此悲痛萬分，盡管正如我所說的：“約翰已經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國，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們也許很快就會隨他而去，與他永遠在一起。”對此我深信不疑，在我的心裏，這並不隻是一個希望，而是一個必然。快樂是痛苦之人的避難所。我們應該像柏拉圖說的那樣，永不放棄對希望無止境的追求。“永遠讓自己置身於快樂之巔，因為希望是美好的，回報也將是豐厚的。”正如逝去隻是將我們引向，一個能夠同我們所愛的人相伴永遠的地方那般美妙一樣，生命亦給予我們與親人共度一生的美好與幸福。但對於有限的存在來說，這兩者都同樣地無法理解。因此，讓我們用永恒的希望來安慰自己，就像柏拉圖所說的，“就像在極樂世界。”但是，也請不要忘記，我們身兼的責任，而天堂就在我們中間。“宣稱沒有今後的人是愚蠢的，而那些宣稱有今後的人同樣愚蠢”，這亦應被我們視為公理。既然兩者我們都無法知曉，那麼所有的都應該被期望。當然，是“把天堂變成我們的家”，而非“把家變成我們的天堂”。
這些年來，家中的經濟收入一直處於穩步增長的趨勢。我的工資又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這次是司各特先生主動給我加的薪。給每個員工發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內之事。每次發薪水，我們都使用銀行的支票，而我卻總是習慣把我的工資換成兩個20美元的金幣。在我看來，它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藝術作品。家庭會議決定，我們可以鼓起勇氣買下一塊地和兩幢房子，一幢是我們現在的住所；另一幢有4個房間，這一處原來一直是姨父和姨媽霍根居住，現在他們已經搬走了。由於艾特肯姨媽的幫助，我們才能在那個織布店樓上的小屋落腳，而現在也該讓她重新回到這原本屬於她自己的房子裏來享享福了。同樣地，我們在買下那幢有4個房間的房子後，由於霍根姨父已經去世，我們就把霍根姨媽接回到她的老屋來。購買這些房產時，我們付了100美元現金，總價是700美元。我們每半年付一次利息，並且盡量積攢那一大筆本金。於是沒過多久，我們就把債還清了，成了這些地產的所有者。然而，就在這一切即將圓滿完成的前夕，父親去世了，那是在1855年10月2日，我們家遭遇到了第一次痛苦不堪的分離。但是，對其他的3個成員來說，生活的重擔還在肩上。悲痛和責任相互交織，我們還得繼續工作。父親生病時的醫療費還要攢，也還要還，而我們直到那時也還沒有多少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