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匆匆，歲月如飛，我當信差大概有一年了。這時，樓下辦公室的經理約翰·P·格拉斯上校，因為頻繁地外出，開始不時地要我在他不在時幫他照看一下辦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個極受歡迎的人，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壯誌，他的外出時間變得越來越長，並且日益頻繁，於是我很快熟悉了這方麵的工作：接受公眾的函件，監督那些從操作間送出的信件是否恰當地分派給信差們，以便及時傳遞。
這也是件令人苦惱的差事。那時，因為我無需做分內之事，這便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並不受歡迎。此外，我還被指責為吝嗇、小氣，因為我從不亂花送遠程信件而賺得的外快。我必須盡可能地節省下每一便士，以應付家庭開支。父母明辨事理，對我的行為，他們從來不加阻礙和拒絕。家裏有三個勞力—父親、母親和我，對於家中的各項收入與支出，我一清二楚。我們把個人賺得的錢都放在一起，以便家裏添置一些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東西都能使我們快樂不已，或許從來沒有一個家庭能像我們這樣團結。
日複一日，母親把牙縫裏節省的錢積攢下來，仔細地收藏到一個長筒襪裏，直到攢夠了200個便士，便用彙票將20英鎊寄給慷慨解囊相助的漢德森夫人。那天我們都十分開心：卡耐基家終於不再債務纏身了。噢，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一天啊。金錢債務總算還清了，但人情債，對雪中送炭的人的感激之情，卻是無法還清的。漢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我回丹弗姆林，到她家拜訪時，那情形猶如造訪一座聖殿。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對她，我永遠不會忘懷。（當我讀到這些寫於幾年前的字句時，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親愛的、母親高貴的朋友。）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令我難以忘懷，當時它給我的感覺更像是把我送上了雲端。當時是一個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給孩子支付當月的薪水。我們在櫃台前排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順序給每一個人發工資。我在隊首，當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25美元，我伸手去拿，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繞過我，付給了下一個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錯了，因為我一直都是頭一個領工資的。可是接下來，他隻按順序給其他人工資。我的心沉了下來：難道是我做錯了什麼？或者有什麼沒有做？難道我將被告知，這裏已經沒有我的工作了，我將使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無法忍受的痛楚了。當其他人領到錢離開之後，格拉斯先生把我帶到櫃台後麵，對我說，我應該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決定每個月付我13.50美元。
我當時幾乎傻眼了，是不是我聽錯了？格拉斯先生把錢點給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謝，似乎沒有。我拿著錢一下子跑出門去，一路狂奔回家。我清楚地記得，我是跑著，更準確地說，是跳著從橋的一頭跨到另一頭，跨過了阿爾勒格尼河—在馬車道上，因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給了媽媽—家裏的財務主管，但對裝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25美元更是喜不勝收—它們在當時對我的意義，遠超過我現在所賺得的百萬巨款。
湯姆當時9歲，他和我一起睡在閣樓上。上床後，我把這個秘密悄悄地告訴了弟弟。即便年幼，他還是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一起幻想未來。那是第一次我們對未來的憧憬，創立“卡耐基兄弟公司”，一同搏浪商海。父母將會有自己的馬車，而我們，則將擁有一切被認為是財富的東西，實現一切我們為之奮鬥的理想與包袱。曾經有一位蘇格蘭的老太太，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倫敦商人。女婿請她去倫敦住，並向她保證說，她將“坐在自己的馬車裏”。而她卻回答說：“我坐進馬車又有什麼好呢？斯拉斯堡的親人們再也見不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