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姆林圖書館的曆史很有趣，它搬來搬去，不下7次。第一次搬遷的時候，5個創辦者用各自的圍裙和兩個煤鬥，把書從手搖紡織機店搬到另外一個地方。由於父親是當地第一個圖書館的創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接過了這一棒，這自然成為我生命中最有意義且不可磨滅的一件大事。演講時，我常說，我是一個曾創辦過圖書館的織布工的後代，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與之交換呢？冥冥中自有天意—我無意中追隨了父親的腳步開辦了圖書館，這也是我最引以為豪的地方。父親始終是我所追尋的榜樣—他的身上擁有我所知道的最美、最純和最和藹的天性。
我曾說過，是劇院最先使我愛上了莎士比亞。當我還是信差時，老匹茲堡劇院就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享有盛譽。福斯特先生收發的電報都是免費的，作為回報，電報報務員可以免費看戲，而信差在某種程度上也享有這種特權。有時候，下午收到了給福斯特先生的電報，我們會留到晚上再送去。在劇院門口，我們羞澀地提出，可否讓我們悄悄地溜到樓上的第二排看戲—這種請求一般不會遭到拒絕。孩子們輪流去送信，這樣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機會。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漸漸熟悉了那綠色幕布後麵的世界。上演的劇目有一半都是場麵很壯觀的劇目，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但正好可以吸引一個15歲年輕人的眼球。此前，我不僅沒有見過這麼壯觀的事物，甚至就連類似的場麵我都沒有見過。我從來沒有進過劇院或是音樂廳，也沒有見過任何形式的大眾娛樂。大衛、哈利·奧利弗和鮑勃也是如此。我們被舞台深深吸引住了，每次去劇院的機會，我們都不會放棄。
當“狂風”亞當斯—當時最著名的悲劇演員之一，開始在匹茲堡上演一係列莎士比亞的劇目時，我對戲劇的品味開始發生了變化。從那以後，莎士比亞幾乎成了我的全部，仿佛其他任何東西都再也無法吸引我的興趣。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記住他的台詞，以前我從不知道我具有這種能力。語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它的節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體內找到了一個棲息之所，與我融為一體，一旦有所召喚，便會馬上閃現。這很大一部分歸因於舞台上的生動演出，我才能體會出這一新的語言的無窮魅力。要知道，直到看了《麥克白》的演出之後，我對莎士比亞的興趣才騰騰而起，而此前我並沒有讀過劇本。
很久以後，我通過《羅英格林》了解了威廉·理查德·瓦格納①。那是在紐約音樂學院，當《羅英格林》序曲的樂音緩緩落下後，我深深地陶醉了。當時我對瓦格納還不太了解，這是一個真正的天才，他確實有別於前人—像莎士比亞一樣，他也是一個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階梯。
在這裏，我還要談論一下屬於那個年代的一件事。那便是在阿爾勒格尼有一些人—總數還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維登堡教會”，而我在美國的親戚們就是其中的積極分子。父親在離開了長老會之後參加了這個教派，當然，我被帶了進去。然而，母親卻對此絲毫不感興趣。盡管她對各種形式的宗教都懷有敬意，並且也不主張宗教信仰爭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借用聖賢孔子的話，就是：謹守本分，勿擾他人，為上智。
①威廉·理查德·瓦格納，德國作曲家，德國歌劇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前承莫紮特、貝多芬的歌劇傳統，後啟後浪漫主義歌劇作曲潮流，理查德·施特勞斯緊隨其後。同時，因為他在政治、宗教方麵思想的複雜性，成為歐洲音樂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
她鼓勵自己的孩子參加教會和主日學校，但她對斯維登堡的教義以及許多新約和舊約的內容並不認同，她認為這些並不具備神的本原價值，不能作為生活的權威性指導而被接受。我對斯維登堡的神秘教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虔誠的艾特肯姨媽對我解釋“精神感覺”的能力大加讚賞。這位可愛的老婦人熱切地盼望著我有一天能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盞明燈，而我知道，有時候正如她所想象的，我成了她所謂的“言語上的傳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