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到1985年回國，他回來了嗎？
洪晃：他也跟我回來了。我那時候在一個外國谘詢公司工作，給那些想到中國來發展的國外公司當谘詢員，那時候挺可笑的。1985年的時候，我才24歲，什麼都不懂，但來的全都是國外最大公司的大頭兒，然後我們搖身一變就從大學生成了顧問了，實際上我們就是翻譯。
她不算漂亮，但絕對聰明；她不算優雅，但絕對性情。她的魅力源於自信和才情，她被人們稱作“名門痞女”。
洪晃：Compatibility（兼容性），就是你們兩個人是不是合適。有的時候跟一個人在一起你可能很有激情，但是你們兩個人真的不合適，一到生活的細節，你就發現，每一個關口都是錯誤的，根本沒有辦法吻合在一起。
許戈輝：按理說第二個丈夫陳凱歌，也是大家最關注的。你們都是中國人，兩個人有著很相似的文化背景，還有在藝術上共同的追求愛好，應該說是充滿了共同語言。
洪晃：我了解陳凱歌是由於人家推薦我去看《黃土地》。我看完《黃土地》的時候，的的確確是非常震撼，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才是1985年、1986年，首先從我們成長的時候起，中國的藝術就是社會主義寫實，然後在美國看了這麼多不管是好萊塢的商業片，還是歐洲的片子之後，你就特別覺得不給氣兒，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拍一點好的藝術片？我看了《黃土地》之後，就覺得太棒了，完全像一首詩！
那個時候我們住在友誼賓館，我們在蘇園租了一個房子。當時凱歌正在製作《大閱兵》的後期，我們就認識了。認識了之後，陳凱歌就去拍《孩子王》了。他拍《孩子王》的時候，Andrew還去外景地瞄了一眼，我曾經有過一張照片是陳凱歌跟Andrew一塊兒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著肩膀、摟著後脊梁一塊兒照的，特親熱。原來我還看到過，這倒挺有紀念意義的，但是後來就找不著了。回來之後，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後Andrew就走了。
許戈輝：你和Andrew吵翻和陳凱歌有關係嗎？
洪晃：沒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許戈輝：那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愛上凱歌了呢？
洪晃：我有兩個困惑，一個困惑是我回到中國來，嫁了一個外國人，在一個外國公司工作，我還沒有一個回到家的感覺，我覺得怎麼在中國我成了一個老外了？我周圍所有的人，從客戶到同事全都是外國人，然後我就覺得我跟中國人的隔閡特別大，我對這個感覺特別不舒服。第二個，我的物質生活已經有保障了，然後我就開始琢磨這種工作是我要幹的嗎？我一輩子都要給人家當谘詢了嗎？把外商全引到中國來做合資企業，我終生就幹這個了？我就靠這個掙錢了？我是特別想發財嗎？相比之下，《黃土地》對我來講更重要，陳凱歌對我來講也更重要，就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我跟他好，才頭一次讓我接了地氣，這個的的確確是他給我的。跟他好的這個過程，讓我真正地回到中國來，在中國文化中間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那個時候對藝術有那種特別的感覺，搞藝術的，為藝術獻身，哇，太高尚了，太偉大了。這個金錢，金錢是多麼肮髒的東西，而藝術高尚到這樣。就有這樣的感覺，那時候年輕，26歲，掙了點兒錢，覺得生活空虛，死活要跟藝術沾點邊兒，有這種原因。
許戈輝：那要用我們比較通俗的話說，那時候算不算你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