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那當然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更有經驗的地方。上海當年出版了一些小說，是講唐詩的，它把每一首唐詩都做性的解釋。最早是看了這個，我才知道唐詩的。唐詩裏邊說一個山，它給你的解釋就不是山，而是指女士身上的某一個部分。這是上海的惡劣，我首先受到的是低級的教育。現在我不得不老實交代，我不像個高雅的知識分子，我是從非常低俗的那個地方出來的。
許戈輝：在您初戀的年代，您頭腦裏的這些花花思想，會不會把初戀的對象嚇一大跳？
沈昌文：沒有。因為我要說實話，我要向上爬的，我不甘心，我要求進步。而那位小姐呢，學藝術的，她不主張求進步。到了1957年，我們產生了很大的矛盾。我當年其實是跟右派沆瀣一氣的，可是等到反右鬥爭來了，我立刻要改變了，我要去鬥爭右派了，她覺得我不能這樣。我記得非常清楚，她跟我用愛情的語言講了一句話，她說，當我看到你在批判右派時候的發言，我覺得你醜陋極了。兩個人不大一致，可是倒沒分手，還是很好。可是她越來越不能適應那個現實了，以至於得病，以至於1959死了，就是這樣。
許戈輝：那你自己回過頭來去看自己在反右時候的所作所為，你自己覺得自己醜陋極了嗎？
沈昌文：是相當醜陋，因為，總之是適應潮流，改變自己的主張，那當然不應該了。
許戈輝：那種改變是很積極主動的，還是違心的呢？
沈昌文：有積極主動的一麵，可是違心占了很大的成分。
許戈輝：那違心的目的是什麼呢，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保存自我。
沈昌文：為了生存，這以後我經曆的政治鬥爭越來越多，越來越發現這個問題，當然，我想出一些辦法來適應。不是說人生需要一種解釋嘛，我不斷地解釋，當然從解釋中間，我也取得了某種安慰，可是畢竟還是一個很大的苦惱。
許戈輝：我想知道你在這些曆次的政治運動中，又是怎麼樣去解釋自己的。因為人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往往為了保全自我，有可能就要傷害到別人，在這兩者當中，你怎麼去解釋的，怎麼去找這種權宜之計。
沈昌文：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當秘書就要揭發走資派，這走資派還是過去提拔你的，這個時候心裏的矛盾當然是非常尖銳。比如說，我不是當了領導的秘書嘛，領導中間有一個副手是陳原先生，他是語言學家，跟我非常好，我們非常談得來，他很注意提拔我、關心我等等。那麼我也揭發他，我說他居然在家裏請我吃飯，吃飯的時候，要我多讀書，這個是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我。用當時的語言，就是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毒害我們的知識青年，這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於是這一張大字報出去，又好像勉強把我的立場站穩了。就是這樣的違心活動，在我們當年是非做不可的，而我還做了不少，這是我抱憾的地方。當然這樣我就生存下來了，這是那個年代沒辦法的事情。但我不能用沒辦法來掩飾自己的不是，那應該說，也的的確確是一個大環境。我至今對你們年輕朋友，可以說是一個勸告了：別覺得委屈呀，你們真是生活在一個太好的時候了。隻有一個時候是最糟糕的，“文革”的時候。那時候你任何話也不能講，你講什麼都是打倒許戈輝。
許戈輝：您現在還經常來三聯書店這邊嗎？
沈昌文：來呀，我必須到這兒來了解最新的動向。
許戈輝：你覺得感動不感動？
沈昌文：最虔誠的讀者全坐在這兒。這裏也是我經常來的，想了解了解文學書的最新的情況。當然裏邊還有點小小的私心，比如說，我的這本書銷得怎麼樣。《閣樓人語》就是在《讀書》時寫的。
1996年，沈昌文離開了《讀書》雜誌。他把自己當主編時寫就的《編後絮語》收集成冊，紀念自己在《讀書》的十年時光。
《閣樓人語》是沈昌文一生編輯生涯中的思想的集錦，同時也是對主持《讀書》工作多年的回憶。
他謙虛地說：“在閣樓裏可以做的大事，中外通例。我輩閣樓中人絕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輕自賤，要時刻想到，閣樓外麵有那麼多眼睛望著自己，彼此相睇，心靈相通，由是之故，以後把自己寫的雞零狗碎統叫《閣樓人語》。”
“我非常欣賞現在一個詞，說這個人不是知識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覺得真是說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識分子。”
——沈昌文。
許戈輝：《讀書》雜誌給您留下這麼多讓您想起來還很得意的記憶。那當您離開的時候，您覺得失落嗎？我記得您當時離開的時候，還有一些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