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這一定是您說的，這不像別人說的？您又想推卸責任。
沈昌文：可是編輯樣樣都要接觸的呀。你說我是曆史編輯，你今天編的是宋史，你也許下個月變了明史了，明史你懂嗎？中國史也許你都懂，而哪有一個出版社保證不編外國史呢。因此我提出一個當編輯的，要有基本上的掌握材料的本領，特別是要懂得，我用了一個時髦的詞，敬畏作者。最近“敬畏”兩個字老提，敬重的敬，害怕的畏。因為作者是專家呀，他一輩子是搞宋史的，他可以說對明史不懂，他可以說對外國史不懂，他就是搞宋史。你對他必須要敬畏。我說我去指揮他怎麼可能。
知道分子是沈昌文欣賞的一個詞，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說這個人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道分子，我覺得真是說我了。”而他這個知道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敬畏，也用他自己的方式來表達。
許戈輝：但事實上作者是很敬畏你們的嘛，因為覺得生殺大權在你們手裏。
沈昌文：所以我覺得，我現在聯係作者也這樣，還保持這個習慣，我要跟哪一個作者聯係了以後，我頭天必須看看Google，以便他明天說的話我能理解。這個作者最冒火的是什麼呢，他跟你說了半天學問，你沒聽懂，你給他做了一個傻帽兒的回答，那是這個作者最冒火的。你講的話，你能聽懂，不但表示Yes或者No，而且許戈輝一講這個主張的時候我就說，許小姐，我知道你去年2月28號那篇文章裏邊就講到過。許戈輝一聽了肯定高興，這個沈昌文真是值得可交啊，咱們是老朋友了，對不對？
許戈輝：我也基本上明白了，就是用您特別喜歡說的一句比較時髦的詞，就是一個編輯，他不需要是一個很專很專的知識分子，他隻需要是知道分子就可以了。好像您就總強調說，我不是知識分子，我是一個知道分子。
這是一個好玩的人，而他經曆的，是一個並不好玩的年代。1931年，父親去世的時候，祖母和母親收拾了細軟，祖母抱著姐姐，母親抱著三歲的沈昌文，連夜出逃，從此在上海飄搖不定。
沈昌文的父親是一個舊式家庭的沒落子弟。由於吸食鴉片，在沈昌文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童年的生活很艱辛，沈昌文做過傭人伺候過有錢人打牌，為交學費給資本家做過假賬，在首飾店裏當過學徒，做過攝影師，專門在影樓裏為模特拍照……二十歲以前的生活儼然是上海的一個“小癟三”。
許戈輝：我聽說您小時候還在銀鋪裏做過銀匠，是這樣嗎？
沈昌文：我是很苦的，我的父親據說有錢，我也不知道，據說我的家族有錢。從我記憶開始我家就是窮的，因為我父親是抽大煙的。我才知道大煙為什麼在當時的上海泛濫。據我祖母講是當時的有錢人家要讓孩子抽了大煙，這個孩子才會不變壞。所以我用一句語言現在叫作，學音樂的孩子不變壞。在當時是抽鴉片的孩子不變壞。
許戈輝：為什麼呢？怎麼會呢？
沈昌文：我祖母跟我講的非常有道理。因為我們的家產如果很多的話，孩子隻有嫖跟賭才能把家產敗掉。那麼抽了鴉片，不嫖、不賭了，他的生活沒有這方麵的追求了。我父親就是不嫖、不賭，可是家產也沒了。我想用現在的語言講就是，因為家產還需要管理了。
沈昌文的朋友這樣評價他，貌似嬉皮笑臉，但內藏誠懇；確乎玩世不恭，可其實行端坐正，謹嚴不苟。他的“雅皮風致”與“慧眼人心”其實互為表裏，相互牽動。沈昌文在文人圈裏頗有人緣，他那外圓內方的處世方式為他贏得了推崇，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他從小在上海底層的生活。
沈昌文：回來到上海，我就不叫沈昌文了，我就不姓沈了，我姓王了，所以我有很長時間叫王昌文。我原來叫沈錦文，錦繡河山的錦，後來改成王昌文，可以說我是上海最窮的人。我住的房子，你們大概難以想象，上海叫棚戶，那些房子全是臨時建築的，全是木板釘上的。所以我就記得我最大的樂趣就是通過木板看街上那些木板不釘上的房子。
許戈輝：那就是木板還有縫，是嗎？
沈昌文：是啊，一兩年以後木板就有縫了，我就一邊做功課，一邊看街上，那有樂趣得很。祖母同我母親經常的家教就是，必須跟好人家的孩子打交道。我比周圍的工人還窮，可是家裏不許我跟工人子弟打交道。所以我參加工作以後，當年我要經常自我檢查、自我批判。我自我批判的內容就是說，我看不起工人階級的孩子。可是現在，真糟糕，我現在發覺我的思想有點回潮，老覺得好像這樣還給我一條出路。許戈輝呀，你發現我會有很多缺點，可是有一條優點你以後會牢記不忘的，就是無論在哪一個場合跟你打交道，我嘴巴裏很少有髒詞。那就是孩子們從小訓練，上海的孩子這樣，北京孩子這樣，動不動，不論高興不高興，都要用一個髒詞，這個詞我沒有，家裏禁止我講。
許戈輝：你真的就學過那些做首飾的一些具體的工序，是吧？
沈昌文：對，我不是做得很好。為什麼不是做得很好呢，因為後來我上過初二。初二居然上過一個月，是最大的知識分子，所以我不久就表現了這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