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一些開明知識分子，提出了關於發展中國思想文化的主張，但他們在當時並沒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70年代末《讀書》創刊，重續了他們的主張，確立了雜誌的宗旨：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創辦思想評論刊物，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能夠把《讀書》辦得有聲有色，成為一代人精神的引領，這其中沈昌文功不可沒。
沈昌文：我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發現，我們當時批評卡爾考斯基、修正主義、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列寧老用一個理論來批判他們，說他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跪著造反。因為他們不敢反抗整個資本主義製度，講了一點所謂第二國際的特征，就是講了一點不同的話，自己認為造反，實際上是跪著造反，完全不觸及整個資本主義製度，因此叫他們修正主義。
許戈輝：後來我看到您還專門在文章裏寫過，您是很提倡這個跪著造反的。
沈昌文：我覺得受了啟發了啊，我覺得我們今天幹嗎不跪著造反呢。就是說，我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我不反對共產黨，可是我有不同意見，我提出來了，那不就是跪著造反嘛。根據列寧所說，跪著造反就是維護這個製度。
許戈輝：但是跪著造反，聽起來，完全是有點兩麵派。
沈昌文：我想，我隻能做兩麵派，我甚至欣賞這個兩麵派。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人生很好的解釋，所以我就一針見血，我讚成你，我就是一個兩麵派。所以我心裏得到平安了，別人再三說我，我有一點沒改變，就是我沒反過黨。我自己沒什麼想法，我支持有很好意見的人發表這些主張，我覺得這個應該說它是兩麵派或者一麵派都可以。我覺得這樣使得我的心靈得到安慰，這種安慰一直到我現在。
從20世紀70年代——90年代之間，《讀書》恰恰伴隨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沈昌文曾經擔任了《讀書》十年的主編。多年後，人們評價說，他主持的《讀書》雜誌，是啟蒙時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思想陣地，是一代人精神上的營養。
沈昌文：我從編雜誌的時候就深刻地感受到，你要相信讀者比你聰明。我們的讀者相當有智慧，我經常發表一個人家覺得很荒唐的意見，現在辦報最有意思了，你到不可講的時候，你用一個什麼辦法，你講德國的經驗，你講歐洲的經驗，你講這個秦王朝的經驗，你講什麼，然後大家得到啟發，於是覺得有改革現實的必要。
每個月25日，是Service day，即讀者服務日。和讀者的交流探討，是沈昌文在80年代最大的娛樂活動。他創辦《讀書》雜誌讀書服務日，並提出“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四個服務日口號。
許戈輝：所以我相信在《讀書》的十年，應該是您覺得最帶勁兒的十年，是不是？
沈昌文：所以我最高興的是什麼呢，在我編《讀書》的時候，我從哪裏得到力量的呢？是讀者來信，我現在還保存著很多讀者來信。有時候我講了一個拐彎曲折的話，其實這話不是我講的，或者多半是作者講的。遠在千裏以外的一個縣城的中學老師，給你寄來一封信，表示會心，表示懂了，我看了多高興啊，所以這就是力量，這是給你一種信心，給你一種力量。我們這些做傳媒的就靠這些。所以我們《讀書》雜誌後來就是，不參加任何評獎，我覺得我已經有最好的獎了，我幹嗎去參加評獎？評獎麻煩。比如說我告訴你有一條《讀書》是評不上獎的，因為《讀書》不用阿拉伯數字，都用漢字。
許戈輝：這個也是評獎的標準嗎？
沈昌文：那當然了，國家規定用阿拉伯數字呀。直到現在，還是我們的印刷出版物的一條重要的標準啊，必須要用阿拉伯數字的。
許戈輝：但是這個是小節呀，在這樣的細節上麵，小事上麵，你為什麼那麼執拗呢，你反倒很倔了？你為什麼不要一點陰謀啦？
沈昌文：這當然要堅持了。不改損失也很小嘛，最多是評不上獎，而我本來就不想去評這個獎嘛。我有那麼多讀者的來信，而且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獎了，我的印數，每個月都上去。我接手的時候是兩萬，我移交的工作的時候是十三萬。
許戈輝：今天的三聯書店，和以前的這個結構布局是一樣的嗎？記得當年是請了一位法國的設計師來設計。
沈昌文：嗯，基本上一樣。這裏都是學術的書。
沈昌文的家很小，二十幾平方米的兩間屋，他的書房幾乎擺不開我們的攝像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沈昌文開創了《讀書》雜誌的輝煌年代。他推崇的外行辦雜誌的理念影響深遠，而他卻說把一個思想評論雜誌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靠得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
許戈輝：您為什麼主張應該由外行來當編輯啊？
沈昌文：不是主張由外行。什麼叫專家，專家就是對某一件事情特別內行，因此對別的事情必然外行，你說一個事可能樣樣事情都內行嗎，不可能的。這個誰說過這話，我引不出話來了，越是專家越傻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