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簡介
1931年出生於寧波，1949~1951年就讀於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係，1951年進入人民出版社，先後任校對員、社長秘書、主任、副總編輯。從1980年起，進入《讀書》雜誌，1986年1月~1995年12月退休前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並兼《讀書》總主編，退休後亦一直活躍在出版界。
導語：前《讀書》雜誌主編，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七十多歲了，人稱“沈公”。尊崇他的人說：他主編的《讀書》雜誌，曾是中國讀書類雜誌的範例，延續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夢想。熟悉他的人說：他不知道有多迷人，女的迷他，連男的也迷他。而他形容自己是一個不良老年，背一個筆記本電腦，脖子上掛個U盤，騎一輛破舊永久，出入飯局，販賣資源，以葷麵素底為幽默，招搖過市，不亦樂乎。
在中國有著這樣一份刊物：70年代末，它創刊之始就提出“讀書無禁區”的理論，這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它聚集了一代一流知識分子被壓抑的才學和能量，這就是《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曾經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表達聲音的理想之地，它延續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夢想。
在80年代它一直被認為是一本先鋒雜誌，是中國讀書類雜誌的典範。在剛剛經曆了十年“文革”迎來了一個氣象萬千的春天之時，《讀書》應運而生。
沈昌文就是這本雜誌曾經十年的主編，三聯書店總經理。
把一個思想評論雜誌《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沈昌文。
許戈輝：您真正把自己的精力還有熱情投入到自己的事業當中來，是不是應該從創辦《讀書》開始？
沈昌文：《讀書》雜誌是1979年4月創刊的。1980年5月份，上麵把我調到《讀書》雜誌編輯部。
許戈輝：對了，您好像不是《讀書》雜誌最早的主編。您前麵還有兩任，就是還有兩位比您資格更老的。
沈昌文：不止兩位了，包括吳彬，都比我老。當然了，雜誌是老前輩創辦的，陳原、陳翰伯、範用，是他們創辦的。主要的執行編輯就兩位，一位叫史枚，一位叫馮亦代，他們年紀都大了，而且改革開放以後，他們變成名人了，他們要做的事兒多了，於是要有一個人去主持日常工作。
《讀書》的成功難以複製。那時候眾多老知識分子和出版家為它塑造了一個獨特的風格。它剛剛問世，就站在了一個很高的起點上。
《讀書》是由時任國家出版事業局局長的陳翰伯發起並扶持起來的。主持商務印書館的陳原擔任主編，範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於光遠、夏衍、黎澍等十四人組成編委會。這些屢經滄桑的老人們是知識精英，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當中有的人編輯過30年代的《讀書生活》，有的主持過40年代的《讀書月刊》，大都有著豐富的辦刊經驗。他們因每期雜誌的選題、定位、文風等大小事情而聚在一起討論，有這些在中國文化界名噪一時人物的共同努力和扶持，這本雜誌的定位與風格如今就被確立了下來，那個年代越來越久遠，這些老人中，陳翰伯、史枚、陳原、馮亦代、呂叔湘、夏衍等幾位已相繼離世，而在《讀書》的曆史上，他們的名字永垂不朽。
許戈輝：這個中間是怎麼樣的一個背景？
沈昌文：當時都在破除禁區，當時已經提出科學無禁區，這個是上麵認可的。當時《讀書》雜誌第一期主稿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當時中宣部的，很解放思想，他寫了“讀書也要破除禁區”。你們沒有經曆過，當年是連《安娜·卡列尼娜》都買不到啊，所以呢要破除禁區，讓這些東西放出來。那麼無禁區是《讀書》的一個編輯改的，據說改的就是那位史枚先生。史枚先生當時任《讀書》的副主編。那麼和我有關係，就是到以後，做檢討都是我做的，因為後來我主持工作了，上麵批評了，做檢討，要一個黨員去，那當然是我了。我主持，所以我經常去挨批。
許戈輝：那做檢討，您做出什麼經驗來了？
沈昌文：我覺得當年做檢討，我是立了一功了。我承認我們有種種不對的地方，做檢討必須要承認錯誤，可是不能承認自己有根本立場上的錯誤，隻不過是水平不高。
許戈輝：是不是因為您的為人，還有您的這個處事的方式，就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在您自己的周圍？也團結在這個《讀書》雜誌的周圍？
沈昌文：對。事實上很簡單，連批評你的人，他也懂這些，是不是啊。尤其改革開放以來，大家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認識有很大的改變，所以都應該相信。我又要用政治語言了，有這些信任，才有建設和諧社會的可能。我又把不住要拍馬屁，真是要命。
許戈輝：那您是哪一年真正擔任主編的？
沈昌文：1986年1月，我擔任主編。
許戈輝：《讀書》雜誌的風格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確立的，大家是怎麼樣一個思路把這個風格確立起來？
沈昌文：應該說是一創刊就開始確立了。說實話，連我都不能適應，因為我是做政治宣傳出來的，我喜歡聽話的。可是《讀書》雜誌一出來就有一種特別的主張，這個主張連我都很驚訝，所以一到那裏，我覺得我也是很長時間不能適應，但是慢慢我能適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