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將遼東漢民分給八旗官將，有兩個目的。一是加強對漢民的統治。
八旗軍主要聚居遼陽、沈陽及少數要塞，許多州縣，或無兵，或隻三幾十、一二百名兵，怎能掌控住本州、本縣數萬、十數萬漢民？現在，遼民分隸各將，情況就不同了。總兵官多係管轄一旗的固山額真，轄兵五六千、六七千名。參將、遊擊多係甲喇額真，轄兵千名左右。用這樣一批轄兵眾多帶領軍隊的官將，來統治分給他們隸屬的漢民四千、三千、一千七百、一千丁，就是以八旗軍為後盾，以武力來統治遼東漢民，防止逃亡，鎮壓反抗。
另一個目的是，為八旗官將增加收入、擴大勢力，提供了有利條件。努爾哈赤明確規定，各將可以對各自轄治的漢民征收魚、雉、野鴨、水果等物，可以“任意差遣”幾十名漢兵，還可僉派所轄漢民打牲捕獵，供給肉食。至於八旗官將對
屬下漢民的科索欺壓，更是司空見慣，十分普遍。
遼民感到十分難堪的另一災禍是常被強迫遷徙。因為一些州縣接近明境，南部沿海地區，乘船渡海，可到明國的山東，居民易和明臣聯係，逃入明境。與朝鮮接壤的鎮江，居民先逃到朝鮮，再轉去明國。有的州縣雖與明境隔斷，也曾發生叛逃，為示懲罰，加強掌握，也須遷徙。因而，從天命六年八月開始，金國汗多次大規模地強迫遼民遷徙。
天命六年七月末，鎮江軍民起義，抓捕城主佟養正遊擊，金兵前往鎮壓後，八月，移金州民於複州，移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十一月十八日，努爾哈赤派二貝勒阿敏帶兵 5 千，強迫鎮江、瑗河、新城、寬奠、湯山、鎮東堡、鎮夷堡、鳳凰等地漢民，遣往薩爾滸、清河、三岔兒等處，縱火焚燒原住地的民房，戀居不遷者，殺無赦。努爾哈赤諭告漢民說，就是因為鎮江人反金，“叛亂不止”，才將鎮江、寬奠等處漢民遷往內地。
天命七年正月，強迫廣寧等 9 衛漢民渡過遼河，錦州 2 衛人口遷往遼陽，右屯衛移金州、複州，義州 2 衛徙蓋州和鹹寧營，廣寧 4 衛居民遷遼陽和奉集堡。
天命八年六月，鎮壓了複州反金活動以後，逼迫蓋州、複州屬下南部地區漢民，遷往耀州、海州、中莊、鞍山等地。督堂下達的遷移文書說，因為明國派來的“奸細不斷”，漢民如果依舊居原地，不安全，有了叛亂，要處死，所以要遷移。
天命九年正月初一，因有人告發大裏山村居民，紛紛買馬，恐要叛逃，諸貝勒立刻下達文書，命令主管官員將該村子女帶來遼陽，在虎皮驛撥與田宅，遷至此處。
被遷漢民，既在戰爭中遭受八旗軍的燒殺搶掠，又被逼離開世代居住的故鄉，前往陌生地域，跋涉幾百裏上千裏，路途遙遠，冬季天寒地凍，夏天氣候酷熱，行走艱難，舊居日用家具農器以及衣物糧穀雞鴨豬犬，哪能全部攜帶，到了新地，又需建房避寒，添製各物，錢財耗費甚多，經濟上遭受了重大損失。很多移民在途中把存糧吃光，無米下炊。遷徙途中，漢民還被押送官員敲詐勒索，任意欺壓，甚至連妻女都難保清白，橫遭淩辱，種種苦痛，實難忍受。可是，不走不行，金國汗、貝勒硬要強行移民，殘酷鎮壓。當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領兵強迫義州城民遷徙時，城民抗拒不走，竟被八旗軍野蠻屠殺。努爾哈赤還多次以此為例，
威脅應遷地區漢民迅速遷走。
連續三年的大遷徙，漢民勞累奔波，錢財耗盡，故鄉田土遺棄不耕，大片大片田地荒蕪，新到地區，資金缺少，農器不全，耕牛不足，既難開墾荒地，又難耕好舊田，因此遼東地區田園荒蕪的情況十分嚴重。多次遷徙，成年累月行走不絕，所過州縣村屯騷擾難寧，社會秩序動蕩不安。這一切，既進一步激怒了遼東漢民，加劇了民族矛盾，又在經濟上、政治上削弱了金國的統治，真是禍國殃民，純屬蠢舉。
相繼戴有“淑勒貝勒”、“聰睿恭敬汗”、“英明汗”桂冠的努爾哈赤，一向是聰明睿智敏捷，想出了許多奇計妙策，解決了很多麻煩問題，越過了重重難關。
但是，進入遼沈以後，他誌得意滿，驕傲自負，閉目塞聽，誤以為自己真的是奉天承運之君，所作所為，都係順天意，合民情，絕對正確，因此而遇有挫折，便不冷靜，不是反省思過，糾錯革弊，而是大發雷霆，埋怨對方，胡幹蠻幹，做了不少蠢事。強迫遼東漢民與女真合住同食，就屬其中一件。
兩個不同民族的人員，而且一個是征服者戰勝者，另一個是被統治者戰敗者，要住在一間房，同桌吃飯，不是暫時性的一天兩天，而是一年兩年三年若幹年，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稀奇古怪的事例。想出這個絕招，推行這項政策的，不是別人，而是素以聰睿著名和自負的大金國英明汗努爾哈赤。
天命六年（1621）三月攻下沈陽、遼陽之後，努爾哈赤就下命令，將建州地區女真陸續遷入遼沈地區。十一月初一日，建州地區女真的第一木昆（族）到達遼陽，到十二月初十日，後麵的女真也都到了。
這樣多的女真進入遼沈，當然需要解決吃穿日用和耕田住房問題。當時，遼民大批逃入關內，遺下大量田地房宅和耕牛糧食用具，隻要調度適當，是可以安排好的。可是，努爾哈赤卻用女真與尼堪（漢人）合住同食的方法來處理此事，犯了一個大錯誤。
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下達汗諭，規定了女真、尼堪要同吃共住。他說：“原曾令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糧穀，合以草料飼馬，女真勿得欺淩尼堪，勿奪尼堪之任何物品，勿擄掠，若如斯擄掠侵害，尼堪來訴之後，定罪。爾等尼堪亦勿偽作謊言，若偽造虛偽之事，令當事者雙方麵質而審理。審理之時，若有虛偽，則從重治罪矣。女真、尼堪，皆係汗之民矣。汗之金口教諭女真、尼
堪皆合議公正為生，如若不聽，違諭犯罪，則將重罪矣。女真、尼堪不得浪費或買賣糧食，若發現其有買賣者，則必治罪。若開糧窖，女真、尼堪合開。一個月，以尼堪之升量之，尼堪、女真一口各給漢鬥四鬥。”這道汗諭之中所說女真、尼堪“合居一村”，不準確，應是合居一屋，這在三個多月之後的另一道汗諭，表述得十分清楚。天命七年三月十五日，努爾哈赤又下了一道著重講女真、漢人合住同食的汗諭說：“曾令女真、尼堪合居、同住、同食、同耕，今聞女真人令同居之尼堪人趕其牛車輸運糧草，並苛取諸物，等語。
該尼堪豈給爾為奴耶？隻因由故地遷來，無住舍、食糧、耕田，故令合居也。
嗣後，女真、尼堪除房舍同居、糧米計口同食以外，女真、尼堪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種。女真人若違此諭，欺淩侵害尼堪，則尼堪可執之前來，告於法司。尼堪人亦不可因降此諭，而肆意誣枉女真人。爾等皆為一汗之民也。”這就是努爾哈赤創立的女真、漢民合住同食一起耕田的怪異政策。這項政策的實質，就是要漢民供養女真。那時，農村中，最主要的財產，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耕田、房宅、糧食和耕牛。依照汗諭的規定，村民的房屋所有權，受到嚴重的損害，他必須將房屋騰出來，讓女真住，並且很可能是女真要占據好房，要占住大多數房屋，因為他是勝利者征服者，是真正的主子，而漢民隻是寬免不殺、宥而為奴、汗所“豢養”的小人。村民對自己辛苦耕耘收獲的糧食也失去了所有權，無權分配，無權出賣。收藏糧食的穀窖，是鎖著的，開時，要女真、尼堪同開，不讓漢民單獨開。窖中的糧食，女真、尼堪同食，每月一口四鬥，餘下的糧穀，不許浪費，不許出賣，違令治罪。這些糧食哪裏能說成是村民自己的糧食，他有什麼支配權？可以肯定地說，這項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規定，就是基本上剝奪了漢民自己的土地、房宅、糧食、耕牛的所有權，就是讓漢民供養女真，就是使女真成為漢民的主子。
實際上，女真官將和凶橫諸申，的確是把同住的漢民看成是他們的阿哈，欺壓漢民，搶奪財物，役使漢民為己幹活，使用漢民耕牛，以至侮辱漢民的妻子女兒，等等不法行為，難以枚數。努爾哈赤自己也知道這些弊端，在上麵曾經引錄的汗諭中，承認有女真使用同居漢民的牛車，令漢民運送糧草以及勒索財物的行為。
曆史實際說明，努爾哈赤獨創的女真、尼堪合住同食的政策是十分錯誤的，
是異常荒唐的，它嚴重地侵犯了漢民利益，加深了遼東漢民的災難，破壞了農業生產，加深了動蕩局麵，進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加深了金國統治的危機。
天命九年（1624）正月，金國發生了又一件古今罕見的怪事和駭人聽聞的暴行，這就是號稱英明無比的金國汗努爾哈赤，在半月之內，連下多次汗諭，命令八旗官將在轄區內清查和擒抓捕“無穀之人”，幹了又一件極大的蠢事和壞事。
麵對廣大遼民反對金國汗、貝勒、八旗官將的聲勢浩大的鬥爭，努爾哈赤惱羞成怒，迷信武力，采取了更加野蠻的高壓政策，在金國轄區內大肆清查和抓捕“無穀之人”。《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對此事的經過，作了如下的記載：天命九年正月初五日，努爾哈赤遣派八旗大臣，前去赫扯木等地，查量漢民糧穀。督堂在致英額等地查量糧穀的大臣的文書中，傳達汗諭說：奉汗諭：赴英額、赫扯木、穆溪、瑪爾墩、紮庫木、撫順、鐵嶺諸路之五牛錄額真，著爾等不得與五牛錄之人分離，共同查核五牛錄之漢人。凡一口有女真鬥六七鬥者，準其居住。一口有五鬥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經核計若可以生活，則準其居住之。
計之不敷者，則計入無穀之人數內。並將無穀之男丁數、人口數，造冊奏汗，以聽汗令。
同一天，對前往蓋州以西、威寧營以東之諸大臣，督堂告以汗諭說：奉汗諭：
著五牛錄額真不得與五牛錄之人分離，共同查核五牛錄之漢人，凡一口有女真鬥六七鬥者，令該戶啟程，遣之，給以田宅。一口有五鬥者，及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經合計可以維生者，則計入有糧之人數內，以遣其戶。計之不敷者，則計人無穀之人數內。無穀之人皆收捕之，並將其男丁數、人口數，造冊奏汗，以聽汗令。
漢人之糧穀皆稱量之，並將石數造冊，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女真看守糧穀，倘失一石，即以該大臣罪之。勿剝人棉袍，勿以糧飼馬。於蓋州種棉及看守果木之漢人，令留三千二百名男丁。令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寧營等城周圍十裏、十五裏內之有穀之人，入城留之。
過了半個月，三月二十日，每旗增派 15 位大臣“前往量糧地方”，“命其盡行辦完”，又下汗諭，布置工作，更改劃分有穀五穀標準。汗諭說：著將有穀之人之男丁數、人口數、穀數，造冊報來。其糧穀由量主看守。遷來之戶，給以女真之糧。令女真往取其糧食之。被殺之人之穀，乃庫糧也，將其糧數，另行造冊報來，由守糧之主一並守之。被殺人之財產、牲畜及什物，皆造冊帶來。勿解取
被殺人婦孺所服之衣，無論其好壞，仍服原衣帶來。一口有五鬥穀者，即列入有穀之人數內。一口有四鬥糧者，若有牛驢，則列入有穀之人數內，若無牛驢，則為無穀之人。
第二天，督堂下書，下令查明與女真同住之漢人糧穀說：“奉汗諭：與女真同居之漢人，一口有穀五鬥者，則計入有穀之人數內。一口有穀四鬥三鬥者，若有牛驢，亦計入有穀之人數內，若無有牛驢，則取其戶為奴。”依據《滿文老檔》
的有關記載，結合其他文獻，對於這次清查、抓捕“無穀之人”，我們可以得出五點結論。第一，所謂“無穀之人”，是窮苦漢民，而“有穀之人”，則大都是比較富裕的有產之漢人。猛一看來，每人有穀女真鬥 5 鬥，折合漢鬥為 9 鬥，似乎不多，不宜作為比較富裕之人的標準，但在當時遼東條件下，一人有穀 9 鬥以上，確實很難得。遼東地區，連年戰爭，兵荒馬亂，民不聊生，耕種艱難，災荒頻仍，年年歉收，穀價“踴貴”。早在遼陽、沈陽失守前一年（明泰昌元年，後金天命四年）的八月，遼東地區已是一石米價銀 4 兩，一石粟 2 兩，這還是小鬥，一石不及山東 4 鬥，如按山東鬥計算，一石米的價銀當在 10 兩以上，比諸正常年成，糧價漲了十幾倍。糧少價昂，窮苦農民缺糧狀況十分嚴重，很多人饑餓至死。《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四記載，“南方之人……饑餓而死者甚多”。
金國汗、貝勒雖然盡力搜刮糧食，以供軍用，但依舊不能解決糧荒問題，連作為鞏固金國統治的重要依靠力量的來歸蒙古人，每 2 口也隻發穀女真鬥 1 鬥，足見糧食是何等的緊張。
這些情況說明，遼東地區的漢民，每人有女真鬥穀 5 鬥以上足以維生的人是不多的，而“無穀之人”則不在少數。
第二，這次查量糧穀的地區範圍很廣。這從三道汗諭可以看得很明白。正月初五日，督堂對說明“英額、赫扯木、穆溪、瑪爾墩、紮庫木、撫順、鐵嶺諸路之五牛錄額真”傳達了汗諭，從音額、赫扯木、瑪爾墩到紮庫木，這五處都是原來女真耕種居住的地區，可見，這些大臣查量的地方很寬廣，包括了從撫順、鐵嶺起，往東北延伸到原來女真處的廣大地區。傳達另一道汗諭，是告訴前往“蓋州以西、威寧營以東之諸大臣”，蓋州以西，包括熊嶽、複州等地，威寧營以東，包括奉集堡、清河、馬根丹等大片地區。正月二十一日的汗諭，是要大臣查量“與女真合居之漢人”，女真與漢民合居的地區很寬廣，以遼陽、沈陽為中心，包括
海州、鞍山、蓋州等州縣。可見，在金國轄區的大部分地方，都進行了清查漢民糧穀的活動。
第三，這次查量穀物，金國汗、貝勒花了很大力氣，十分重視。據《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十、六十一的記載，從正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一日，半個月內，努爾哈赤連續 9 次下達查量漢民糧穀的命令，對一件事，下如此多的諭令，是很少有的。除第一次派遣大量大臣兵士查量穀糧以外，又兩次增派人員，有一次居然派每固山各 15 各大臣前往。命令之急，人員之多，花費力量之大，都是罕見的，可見金國汗對此事是何等的關注。
第四，清查“無穀之人”的原因，是為了抑製遼東漢民的反金鬥爭。努爾哈赤於天命九年正月十三日下諭說：“應視無穀之人為讎敵，彼等之中，有我何友？”
過了 8 天，正月二十一日，督堂下文書說：奉汗諭：凡偷殺牛馬者，火燒積穀、屯舍者，皆是不耕田、無穀、不定居、欲由此處逃往彼地之光棍也。對於此等無穀閑行氣食之光棍，無論女真、尼堪，一經發覺，即行捕之送來。若有妻、子，則將妻、子給與捕送之人。若無妻、子，則捉一人，賞銀三兩。因得遼東以後，尼堪不定居，常逃走，從事奸細，而不勤力耕田，故上怒而諭之。
文書所引的“汗諭”，有力地說明了遼東廣大窮苦漢民激烈反對金國汗、貝勒的壓迫，他們采取了多種多樣的鬥爭方式，或是怠工，不耕田地，或是四處流浪，盡力擺脫金國的統治，或是秘密串通，與明聯係，試圖逃入明國，或是火焚地主、金將的房宅糧穀，奪其牛馬，武裝反抗。並且，這種鬥爭，十分普遍，堅持不斷，影響巨大，搞得金國統治者食不甘昧，寢不安枕，視如眼中釘肉中刺，所以下令嚴格清查。
第五，大殺“無穀之人”，是中外曆史上罕見的野蠻暴行，也是金國汗、貝勒消除反抗、武力鎮壓的“恩威並舉”方針遭到重大失敗的象證。就在汗諭責怪無穀之人反金行動後的第六天，正月二十七日，努爾哈赤“選派人員前往各地，誅殺無糧之尼堪”。所有剝削者壓迫者，都輕視窮苦百姓，曆代統治者都采用各種借口，屠殺反抗他們的勞動人民，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然而，像金國汗努爾哈赤這次僅僅以沒有足夠的糧穀不足維生為借口，就四處追查抓捕，大肆殺戮勞苦人民，還是極為罕見的。它必將引起漢民的更大憤怒，掀起更大的反金波濤。
雖然管金國汗、貝勒野蠻鎮壓武裝起義，追拿逃亡的阿哈和尼堪，大肆捕殺“無穀之人”，但依然無濟於事，僅據《滿文老檔》的記載，五年之內（1621—1626），比較大的起義與逃亡，就多達數十次。發生過反金行動的州縣，有：遼陽、海州、鞍山、耀州、蓋州、複州、岫岩、璦河、新城、金州、鎮江、清河、撫順等地，基本上布遍金國大多數轄區。遼民的反抗更加堅決，到天命十年（1625），已經出現了震驚統治者的嚴重局麵，努爾哈赤不得不特下急令，在汗宮門前專門設立報警鑼板，規定報警信號。《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五載：（五月初三日）汗曰：夜間有事來報，若係軍務緊急，則擊雲板；若係逃人逃走或城內之事，則擊銅鑼；若係喜事，則打鼓。
說完之後，“汗之門置雲板、銅鑼和鼓”。
《滿文老檔》編寫者解釋報警信號規定的原因說：“時因糧荒，叛逃甚多，亂。”所謂軍務急訊，並不是明軍來攻，當時明朝幾遭慘敗，危機四伏，根本無力派兵收複遼沈失地，而遼民反金鬥爭的蓬勃開展，就是所謂“叛逃甚多，亂”，才是汗諭所說的軍務急訊。可見，遼民的鬥爭，已經打亂了金國統治秩序，無法安寧，無力平定，形成了“亂”的嚴重局勢，在金國最高統治者的門前，居然要趕緊設立報警裝置，統治者已經睡不安枕了。
麵臨如此局勢，努爾哈赤應該清醒一下頭腦，冷靜反省，革除弊政，放鬆一點壓迫，以收買人心，緩和矛盾，這才是解決難題的惟一辦法。但是，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被遼民反金鬥爭氣昏了頭，大發雷霆，調遣八旗軍隊，在金國轄區內大規模地殺害反金人員。
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曆數漢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貝勒、大臣，帶領兵士，分頭行動，屠殺反金官民。他諭告群臣說：“我等常豢養尼堪，而尼堪卻置辦棍棒不止。著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各往其屯，去後，甄別屯中之尼堪。常言道，豹色好辨，人心難測。唯恐爾等聽信奸巧之言，當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細之言，煽惑本地鄉民者，皆屬非我保舉之官，或原為明官今已革職之生員、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別正法（原注：正法即殺之）。為我等建城池、納官賦之人，則建拖克索以養之。無妻孥獨身之人，及應加豢養之人，則養之，賜以妻、衣、牛、驢、糧穀，命編拖克索。
不該豢養之獨身者及拒不從命者，亦予正法。自八貝勒之包衣拖克索之尼堪起，
凡入女真家中之人，皆捕之，照例甄別。女真中之怪人、討厭之人、頑固者，若說家中無有，或不知，而隱匿不舉者，則罪之。明時非千總今經我委任為千總之人，一向居住沈陽，其父母家族皆來投者，則免之。家雖住沈陽，但未攜父母，未帶妻室，隻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準居住。素未居住，因九月以來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驚恐而來沈陽之人，不準居住，照例甄別之。為恐在甄別時如以前一樣，賄銀而免之，故對沈陽、撫順、開原、鐵嶺所屬之人，比他處之人從寬甄別之。自廣寧遷來之人，亦按撫順、沈陽之人從寬甄別之。”在屠殺反金漢民時，金國英明汗努爾哈赤還頒行了斥責遼民的告示。這道告示說：“我等取遼東之後，未殺爾等，亦未動房宅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養之。雖如此恩養，竟成不足，（古河、複州等地叛逃不絕）……窩藏奸細，接受劄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絕……我等駐紮之時，爾等尚如此殺我女真而去，以及備辦棍棒，我等往獵或出兵之後，爾等豈能安然處之。窩藏明國所遣之奸細，接受劄付，備辦棍棒等種種惡行，皆在外書生、官員之親戚及以前之大臣爾等之所為也。至於在沈陽之官員，及築城充役之人，知道什麼？無非為爾等之惡，受牽連而被殺耳。總之，爾等既不思養育之恩，心向明國，故殺爾等外鄉之為首之人者，即為是也。小人築城，奸細難容，即使逃亡，亦僅其隻身而已，故養小人者。”諸貝勒對眾漢官訓斥說：“眾漢官，著爾等各帶近親前來，遠親勿帶，以免其妄領財貨而使爾等臉麵無光。”八旗大臣遵奉汗諭，“分路前往，下各屯堡殺之。殺完後甄別之，當養者，以十三丁、牛七頭編為一莊。”《滿文老檔》編寫者在記錄此情後，又寫道：
“此次屠殺，使賢良之書生亦被殺絕。後為天聰汗惜而止之，察所餘閑散之優劣書生，複以明例，考舉三百餘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賦。”雖然努爾哈赤文過飾非，巧言詭辯，試圖將過錯推與遼東漢民，聲稱係因遼民忘了不殺之恩，叛逃不絕，而大開殺戒，但詭辯始終掩蓋不了事實，這次屠殺是金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慘無人道的瘋狂大屠殺。生員要殺；原為明國官員今為閑散者要殺；雖任千總但沒有長時間住沈陽者，或其父母妻子未同住沈陽者，也要甄別，其命難保；不該豢養者，要殺；“拒不從命者”，要殺。這樣一來，就很難分清該殺不該殺的區別了，不管是官是民，隻要領兵的貝勒、大臣看不順眼，覺得你要叛逃，就殺，不需要什麼依據。真是，殺，殺，殺，逢人便砍，見人就殺，搞得遼東昏天暗地，十室九空，也使得遼東以外其他明國轄地的漢人，聞之“肝膽俱喪”，切齒痛恨。
這次大屠殺到底殺了多少人，清朝官書沒有記載，但從生員之例，可以有些了解。明朝的科舉學校製度規定：“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國學，就是京師的國子監，又稱太學。郡縣之學為府學、州學、縣學、衛學。大體上，府學有生員 40 人，州學 30 人，縣學 20 人。在郡縣地方，4 衛以上，有軍生 80人。遼東是都司製，設衛而不設州縣，遼東 25 衛中，有 14 所學校，即一個都司學和 13 個衛學。到了天啟元年，就是金軍入駐遼東之時，遼東地區的生員，少說也有幾千人，很可能有一二萬人，但是經過屠殺後，除了早已逃入關內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員外，遼闊的遼東地區，隻剩下 300 餘名生員，可見其殺人之多，誅戮之慘。迷信武力的金國汗努爾哈赤和八旗貝勒，滿以為經過這次大屠殺和編丁立莊，就能夠把遼東漢民嚇住，掌握住，不再叛逃了，就可以安心地大舉攻明，席卷全遼了。但是，事與願違，遼東軍民更加討厭金國統治，“叛逃不止”，沒有多久，強迫編隸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盡”，連相當多的漢官都猶豫了，也反對這樣不分官民見人就殺的野蠻罪行，暗和明國秘密聯係，待機反正，金國的統治更加不穩，也影響到一年以後的寧遠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