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南金州、複州、海州、蓋州，毗鄰大海，易與明國官將聯係，明東江總兵毛文龍派來的奸細活動頻繁，漢民早就暗中在開展反金鬥爭。劉興祚利用主管四州的職權，積極準備，待機起義，人多嘴雜，風聲難免泄漏，金國汗聽到毛文龍派人送來的消息，下令清查。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督堂下達文書說：“據悉毛文龍遣派五十人，離間吾國”，若即擒拿送來遼陽。“若不拿送，被他人告發，則治以滅門之罪”。岫岩以南，令副將愛塔清查。翌日，金國汗又下達汗諭，命令戍守南海沿岸的統兵大臣嚴加搜尋。劉興祚置之不理，繼續進行反金準備工作。
誰知，叛徒告密，走漏了消息。這個漢民族的敗類從複州跑到遼陽告發說：複州城裏的男丁，原來隻有 7000 丁，現在增加了 11000 餘丁，還接受了從那邊（明國）來的奸細和劄付。複州之人將全部叛逃。開始，汗、貝勒還半信半疑，但由於事關重大，遂於天命八年五月初九日，遣大貝勒代善帶兵二萬，前往細察看，相機處理。代善到後得知，僅僅四五個月，複州的男丁就比八年正月清查時多了11000 餘人，“還把所有的糧穀全部作為炒麵”，“叛變之事是真的”，遂縱兵大肆屠殺，撤消了複州，分成許多地方。
劉興祚身為掌管金州、複州、蓋州、海州的主將，常在複州駐守，複州全城居民合謀叛金，試圖逃往明國，沒有他的支持、組織和默許，怎能進行？因而，他是難逃法網了。明人說，劉興祚在複州被擒欲斬，後免死。此事《滿文老檔》
雖無直接的記錄，但有兩條材料可以作為參考。一是五月二十三日，努爾哈赤諭
大貝勒代善：“勿綁縛撫順額駙之子及愛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來，彼等之罪，尚未詢明，不知本末，實屬妄為。”此諭說明，大貝勒代善平定複州漢民叛逃時，曾將愛塔的族人逮捕，聽候汗的裁奪。可見，劉興祚與複州民叛之事，關係不淺。
另一條材料是七月初三日的處理：“革愛塔副將之職，降為參將。”為什麼愛塔要降為參將？明顯是汗、貝勒懷疑他與複州民叛有關，然而，或者是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劉又善於辯解，難以定死此案；或是努爾哈赤賞識其才，考慮其在漢官漢民心中的聲望，在沒有確證之前，暫且免死不殺，留觀後效；還是有權貴為其求情，如像《劉愛塔小傳》所說，“左右泣請，乃免”。《清史稿》卷二二八《庫爾纏傳》也載稱：劉興祚因“索民財貨，被訐解任，遂有叛誌。事屢敗，太宗屢覆蓋之。”不管是什麼原因，有一點是明確的，劉興祚因與複州民叛有關，被降為參將，其族人亦曾一度為此被捕。
劉興祚的行動，很易引起汗、貝勒對漢官的懷疑。既然這個早在建州強大之前就自願來歸的劉興祚，這個由一介布衣上升為主管遼南四衛的高級將官劉興祚，這個曾為金國汗出生入死屢斬明兵軍功累累蒙汗嘉獎的“忠臣”劉興祚；都能改變初衷，冒著斬首籍沒滅門誅族的危險，進行叛金活動，企圖歸返故國，那麼，那些戰敗而降的漢官，那些未任要職未蒙重獎的漢官，豈不是更會動搖變卦，更易與明國勾結串通，叛金投明嗎？天命八年（1623）五月，對金國汗、貝勒來說，是一個令人煩心和氣憤的月份，對於降金漢官來說，它更是倒黴的、令人膽戰心驚、大禍臨頭的日子。這一個月，複州民欲叛逃明國，慘遭殺戮，早年投入建州、曾為金國效盡犬馬之勞的愛塔副將差一點成了刀下之鬼，就連貴為眾漢官之首、身任總兵官要職、主管全遼漢民事務、榮稱撫順額駙的汗之孫女婿李永芳，也被汗爺爺大罵一頓，兒子被捕，父子險些被斬首於法場。這件事情的始末姑且擱下，先講講李永芳何許人也，對金國的建立、鞏固和擴展，有無貢獻？李永芳原是明朝遊擊，駐守撫順，天命三年四月降金以後，一直盡心盡力，為汗效勞。
他領兵從征沈陽、遼陽，有功，從三等副將升三等總兵官，妻為汗之孫女，尊稱撫順額駙，與西屋裏額駙佟養性共同主管遼東漢人事務，名列佟之前，備受汗的優遇和信賴。
李永芳身受殊寵，全力報恩，積極貫徹汗諭和八貝勒命令，為鞏固金國統治做了許多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平叛”、“止盜”、捕逃、“防邊”和被汗委以的
財賦重任。金軍打下遼陽之後不久，努爾哈赤就派李永芳偕同固山額真兼督堂阿敦，帶領軍隊，“於沿邊各堡置官，教部屬，置台，設哨探”。這是為了防禦明兵反攻，抵抗蒙古進襲，也是為了加強控製，不許遼民外逃。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努爾哈赤專下汗諭，要求眾漢官擔負起守護邊境的重任，責令他們“要與李、佟二額駙商議”，對“能辦諸事之好人”，對“惡逆之壞人”，不能擅自上告，必須“和二額駙共議”，才能上報，擢升賢者。
李永芳數次遵奉汗諭，偕同女真官將，率兵鎮壓反金遼民。天命六年五月，因鎮江民拒不投降服，汗派李永芳和烏爾古岱總兵官帶兵前往，脅令降順，相機處置。李到鎮江後，民仍拒降，於是縱兵屠殺，掠奪抗金人員的妻室兒女，帶回遼陽，由汗分賜諸將。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王備禦告稱托倫山村民與明總兵毛文龍遣來的蔣達、蔣薩二人密議，欲行叛逃，汗命李永芳帶兵前去處理。李去後，發現村民不耕田地，變賣穀物，確將逃走，遂斬殺村民，以其子女牲畜作為俘獲。
為了抑製遼民外逃，懲處反金人員，全國幾次大規模遷徙邊境城鎮和發生過撫金行動的州縣居民，這件大事主要由李永芳、佟養性負責辦理。天命六年十月，李、佟遵奉汗命，將數次抗金的鎮江民遷往薩爾滸。次年三月，二人又與劉興祚，驅趕廣寧、錦州、義州等河西九衛民，遷往河東，分居遼陽、沈陽等地。天命八年正月，二人又奉汗諭，前往遷移遼南沿海居住人民，逼令其遷移到內地。
為了掌握滿漢人民，防止外逃和起義，搜捕逃亡的阿哈和漢民，全國汗一再派遣官兵，清查丁口，嚴禁私藏逃人。天命八年，李永芳、佟養性奉命前去清查南部州縣人丁，規定所有居民必須向官府如實彙報本身人丁數目，告發外地逃來的漢民，若隱藏不告，“則將逃人定為逃罪，容留之人定為盜賊之罪，將此二戶皆作為俘獲，使為阿哈”。李永芳嚴厲訓示所轄清查官員，責令他們“當思汗之養育之恩”，認真清查，若因收納銀物而徇情不追，不查出逃人，“將上奏於汗殺之”。
李永芳還被金國汗“委以財賦重任”，收取官賦，清查餘糧，運送官穀。天命七年正月金軍輕取廣寧後，奪取了明國存貯於右屯衛的 50 萬石糧食，在當時年荒缺糧的情況下，這對金國汗來說，是一筆巨大的、必需的財富，必須趕快運到遼陽、沈陽，預防明兵前來爭奪，或派人燒毀。李永芳依照汗命，抓緊辦理，
湊足萬輛牛車，日夜兼程，費盡心思，將穀搶運回來，為緩和糧荒，增加國庫收入，立了一功。
李永芳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征賦運穀，遷民查丁，平叛止逃，四處奔走，為金國的強盛和鞏固盡心竭力，軍功顯赫，政績卓著，並且他還屢拒明廷招誘，擒諜上奏，因此屢受汗獎，賜敕免死三次，可算是文武雙全、效忠於汗、官運亨通的忠臣功臣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李永芳萬萬也沒料到，他會因出言諫阻用兵複州，而闖下大禍，險些命喪黃泉。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天命八年五月初七日，聽說複州漢民要叛逃，金國汗欲發兵征討，李永芳立刻諫阻。李永芳說：
“所謂複州之人欲叛者，非實也，乃係人之誣陷者。若信其言而發兵，彼方之人聞知，當樂矣。”李永芳諫阻發兵，就其言論而說，並無大錯。在此前後，相繼發生過幾起誣告降金漢官私通明國的案件。例如，沙場的備禦王之登，因抓獲毛文龍派來的奸細，於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升為遊擊，不久又升為參將，戍守煉鐵的石城。石城一人偽造明國劄付，謊稱是乘王之登酒醉時從其置放男丁冊簿的大立櫃中偷出來的，向法司告發“王之登接受彼方尼堪之劄付”。法司審理後判定，此係誣告，特專門送信給王之登，告訴他說：“此首告者是誣告，爾勿擔心，好好管轄地方。”努爾哈赤自己也說過：遼東巡撫和道員等官，常派人送信來，“種種誣謗撫順額駙、西屋裏額駙”，並誣蔑汗所任用的八遊擊等官，“以激我怒”，斬殺降金漢官，“然我等不中其計矣”。讓八遊擊“詳查其誣陷之人”。
李永芳的諫言，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述說的。他主張謹慎，不要輕易發兵，以免誤殺，這將招致明國官將嘲笑。並且，估計他還有一段話沒有說出來，或者是《滿文老檔》沒有載錄。這就是，輕易發兵，不分青紅皂白地濫肆殺掠，必定激化已經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將遭到遼東漢民的堅決反抗，那時，舉國叛逃，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緩發兵，慎殺掠，先調查，後動手，這就是李永芳諫阻的理由和建議。
李永芳之所以站出來阻止立刻用兵，可也許是出於以下幾種原因。一種可能是，他忠於金國汗，害怕鑄成大錯，冤殺濫殺，喪盡民心，會導致遼民更加拚死反抗，對金國統治不利。第二種可能是，在此之前，李永芳在遼南州縣呆了幾個月，專管查丁、平叛、止逃，對這樣全城合謀叛逃之事，卻一無所知，剛回都城，就有複州人來密告，豈不是玩忽職守，怎能逃避知情不報心向明國的嫌疑，討伐
以後，自己就將蒙受通叛之冤，輕則貶官降職，重則梟首示眾滿門抄斬，倒不如以攻為守，阻止發兵，擱平此事。第三種可能是，李永芳知道複州將叛的內情，或者自己的兒孫族人親友與此有關聯，想借此諫阻，保護他們免遭殺戮，並在叛逃歸明以後，讓明國為己記上一功。根據李永芳之後的行動來看，顯然李永芳及其兒孫並未參加這一叛逃案件，而是一直盡忠於金，死不回頭。連清朝政府官修的《國史列傳》，也載稱李永芳“歸誠最先”，“明巡撫王化貞及邊將，屢遣諜來誘，永芳執其人並書以聞，上嘉獎，賜敕免死三次”。
姑且不談李永芳諫阻的內心動機，而就事論事。不管李永芳是怎麼想的，就其諫阻本身而論，他的諫阻，理由充分，建議正確。在遼民猛烈反金的浪潮衝擊下，先調查，後用兵，防止冤殺無辜，避免事態擴大，這個建議是正確的，這個諫阻是合理的，不應加以非議。
可是，被遼民反金鬥爭氣昏了頭的努爾哈赤，雖然素以聰睿自詡，此時卻不明智了。聽到諫言之後，他竟對一向忠心耿耿為金國效勞的撫順額駙大發雷霆，嚴厲訓斥，痛斥李永芳忘恩負義，不識天命。他下達長諭，曆數李永芳的過錯：
汗怒其言，下書於撫順額駙曰：李永芳，當初於撫順獲爾之時，念爾係一知覺明白醒悟之人，故攜爾而行，以我金之骨肉給與爾矣。蒙天眷佑，征討葉赫、哈達、烏拉、明國之四路，以及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沈陽、遼東、廣寧、蒙古邊塞等處，此等地方上天眷愛而給與我，爾李永芳卻不相信。因爾之不信，故爾等以為明帝久長，而以我則為短暫矣。遼東漢人屢欲謀叛，彼方之人密謀之書不斷而來，吾常令清查而收捕之，因爾心向明國，竟以欺瞞而諫阻於我。叛逃彼方，爾心中以為善，發覺而殺之，則爾心不適矣。爾若果真正直，不苦累兵士，不勞累國人，爾身承受而管轄，叛逃皆止，平定國人，滅其國而攜來，則係我之過，爾之諫宜也。爾賤視於我。我聞之，爾之漢國劉邦，曾為領催淮下差役之亭長，蒙天之祜而為漢帝。趙太祖乃街上之無賴，亦為天韋占而為帝，且傳數世。朱元璋，身無父母，獨行乞討，曾為郭元帥之下役使，並為天所祜而為帝，傳十三四世矣。
爾若欲通明，北京城之內河，兩次流血矣。各衙門大樹之根，被風拔之矣。
上天所顯示如此異兆，豈爾之諫阻能止之乎？可見爾將辜負育養之父、嶽父矣。
以爾為婿而養之，蒙古、明國、朝鮮皆聞之矣。若治罪，他國之人聞知，亦將嘲
笑於我，也將嘲笑於爾，念及此，故不罪爾，默然處之，然我心怨恨，乃示此由衷之言也。
努爾哈赤確實是氣昏了，糊塗了，分不清真假虛實，硬給李永芳扣上“心向明國”的帽子，而且還不顧自己賜與李永芳免死三次的敕書以及宣布“不罪爾”
的汗諭，對李進行了懲處，李永芳的幾個兒子都被扣押捆綁。直到五月二十三日，他才下達汗諭，告訴大貝勒代善，“不要捆綁撫順額駙之諸子，及愛塔之族人，派人看守送來。彼等之罪，尚未詢明，不知本末，（那樣做）實屬妄為”。五月初九日，大貝勒代善領兵前去複州，屠殺反金人員，六月二十八日回遼陽。七月初四日，革李永芳總兵官之職，初七日又複其職，李永芳又當上了總兵官。但從此以後，努爾哈赤及諸貝勒對李永芳就不太放心了，不如過去那樣重用和信任，總管漢民事務的重任，落在西屋裏額駙、總兵官佟養性身上了。
努爾哈赤這次對李永芳的指責和懲治，是嚴重的失策，犯了一個大錯誤。從李永芳的過去、現在和以後的行動看，他是始終效忠於金國汗的。他的兒子李率泰、巴顏等人，也任至固山額真、尚書、總督，巴顏還因襲父爵職和立功，由子爵（總兵官即後來的子爵）晉至一等伯。李永芳是八旗漢軍官將中之元勳和功臣，其家乃漢軍中的名門大家。努爾哈赤把這樣一位順服之後永遠效忠的功臣之諫阻，斥之為“心向明國”，是“欲助”明國，這個結論完全是無中生有，信口開河，沒有事實依據。這是一個冤案、錯案，影響很壞。像李永芳這樣“歸誠最先”，背叛故主明帝，效忠新君金國汗，為鞏固、擴大金國統治而出生入死，四處奔波，效盡犬馬之勞，這樣可靠的降金漢官，都因忠言直諫而遭到英明汗的嚴厲訓斥，並且不念其前勞，不思其舊功，嚴加懲處，甚至差點問斬，那麼，其他漢官怎麼辦呢？他們歸順在後，沒有那樣多軍功，沒有那樣多的勞苦，也不像李永芳那樣受到汗的器重和信賴，又不是汗的孫女婿，既然李永芳都會因直諫而被懷疑為“心向明國”，罷職問罪，蒙受冤曲，他們這批漢官就更可能被突然治罪斬首抄家了。
金國汗這樣喜怒無常，翻臉不認人，實在叫降金漢官寒心。許多漢官更加猶豫了，對金國汗的忠誠也大大降低了。
總之，天命八年三月努爾哈赤斥責眾漢官不忠，五月訓斥李永芳，捆綁其諸子和愛塔的族人，七月初四日革李永芳總兵官，愛塔由副將降為遊擊，標誌著金國汗對待漢官政策的大變化，從過去的大量任用漢官、依靠漢官，轉變為懷疑漢
官，歧視漢官，疏離漢官。努爾哈赤的這個轉變，是十分錯誤的，它使真誠降金的漢官心灰意冷，無所適從，使那些本來觀望三心二意的漢官更加猶豫，更加動搖，擴大了汗、貝勒與漢官之間的裂縫，雙方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這樣一來，也使漢官更為膽小怕事，三緘其口，三思而行，不敢各抒己見，論述軍國大事，更不敢犯顏直諫，阻止汗、貝勒濫施殺掠，革除害民弊政。努爾哈赤空前孤立了，聽不到漢官的忠言，不知道怎樣處理軍國要務，特別是在對待漢民的問題上，更是閉目塞聽，一意孤行，迷信武力，大肆殺掠，把整個轄區搞得百業蕭條，田園荒蕪，怨聲載道，民不聊生，金國的統治出現了嚴重危機。
努爾哈赤對待漢民的政策，時有變化，特別是在天命六年（1621）三月進入遼沈以後，五年之內，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從“豢養”遼民，以撫為主，轉變到仇視漢人，以剿為主。這一政策的改變，給金國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係等各個方麵，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建州時期，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的漢民政策，因為所有漢人，不是在交戰之時被八旗軍斬殺，就是被俘為奴，淪為包衣阿哈。既未被殺又不是包衣的漢人，實在太少，不需要製定專門的漢民政策。
天命三年四月以“七大恨”誓師，攻占撫順等城堡以後，相續有一些漢民漢官歸順金國，尤其是六年三月進駐遼沈以後，有著數以百萬計的遼民，既不能一個不留斬盡殺絕，又不可能全部編入八旗，成為伊爾根，就更需要製定對待漢民的政策。
在這個關係到金國盛衰的利害問題上，努爾哈赤初期還是比較睿智的，製定了“豢養”遼民的政策，沒有將遼民大肆殺戮之後將其子女掠為俘獲，但是，沒有多久，他就改變了主意、轉而采取歧視、鎮壓漢民的錯誤方針，嚴格控製，血腥屠殺，鬧得整個轄區雞犬不寧，影響了金國的統治。
天命三年四月攻下撫順城，因守城遊擊李永芳遵從汗的勸誘，率所屬軍民投降，所以努爾哈赤對他們還是比較仁厚的，編降民一千戶，不沒收其財產，不分散其家眷，父子弟兄夫婦叔侄皆照樣團聚，逃走的奴仆也要清查出來，給與原主，又賜降民 1000 頭牛、2000 頭大母豬，以及雞鴨鵝、衣服、糧食等等物品，並且仍依明國舊製，委任大小官員，歸其原有之主李永芳管轄。
天命六年三月進駐遼東後，努爾哈赤大力推行“豢養尼堪”的政策。他曾一
再諭告漢民說，“我方以民少為恨”，濫施殺掠，盡管可以搶到許多財寶，但很快就要用完，哪能像讓漢民安心種地建房經商的利益這樣長久，故汗要“豢養”尼堪，漢民則要歸順，做汗的順民。
金國汗努爾哈赤製定的“豢養尼堪”政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即“各守舊業”；“計丁授田”；嚴軍紀，繩國法，禁止欺淩漢民；重賞效勞順民。
努爾哈赤曾一再下諭，不許女真將士壓迫漢民，敲詐錢財，賤價抑買。他於天命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下諭說：我為政清明，皇天眷佑，將尼堪皇帝之河東之遼東地方給我。現今女真、尼堪皆是汗之國人。我等之編戶遷來之舊女真，不要將尼堪認為是他國之人，奪取糧食、衣服、草、打過糧草剩下之草秸子，不要奪殺豬雞。爾等如果犯了搶奪偷盜之罪……該殺者依法處死，該治罪者罪之。
以顏珠瑚牛錄的三人搶奪漢民的豬，宰殺食用，斬一人，判刑二人。
對效勞的漢民，努爾哈赤一再嘉獎和重賞。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蓋州漢官派人送來金太宗完顏晟天會三年（1125）鑄造的鍾，努爾哈赤十分高興，立刻下達督堂諭令說：“此乃我等之昔日金國阿骨打祖之弟，本名吳乞曼皇帝，又稱天會帝”，於天會三年鑄造的。“因獻我先祖朝之鍾，著升官職，賞其送鍾之人”。過了 12 天，對送鍾來的貧民，破例賞賜，授其為備禦。六月初七日，海州屬下析木城的村民，獻其所製綠瓷碗：罐 3510 個。努爾哈赤大喜，立即下諭嘉獎說：
素以東珠、金、銀為寶者，果何足為寶耶？寒時可衣乎？餓時可食乎？理國之賢人，知國人之所不知，巧匠製造人所不能製造之物，是乃真正之寶矣。今析木城送來製造之綠瓷碗、瓦盆、酒瓶，於國大有益處。對此製造之工匠，抑賞以職耶，或賜以財帛，爾等督堂、總兵官、副將、遊擊等議之，作書回奏。
次日，努爾哈赤又諭示督堂，以析木城之人來獻所造綠瓷碗，於是“國家有用之物”，授其為守備。
相似的汗諭，還有很多，努爾哈赤在進駐遼東初期，確實想對遼東漢民施以“仁政”，以收買民心，爭取遼民，穩定局勢，再圖大舉攻明，但是不久他就改變主意了。
努爾哈赤滿以為通過實行上述“豢養”尼堪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征服遼民的心，他們會感恩戴德，爭作順民，奉養君汗。誰知，這個願望徹底落空了，廣大漢民不僅沒有感謝所謂的“豢養”之政、不殺之恩，不依照汗的規定畢恭畢敬，
甘當馬牛，反而怨聲載道，怒氣衝天，奮起鬥爭，大規模地叛逃或起義。原因很簡單，這不是遼民沒有良心，忘恩負義，對不起自稱一心愛民的英明君汗努爾哈赤，而是以努爾哈赤為首的金國統治集團的所作所為，太使遼民驚恐，和憤怒了。
6 萬女真久住建州、海西地區，耕牧漁獵，采摘鬆參，馬市互貿，在其強大之後，脫離了腐朽的明王朝統治，不再受明國巡撫、總兵、副將、遊擊的魚肉盤剝，完全可以自主地勞作生活，與漢人平等交易，互助互利，各自平靜度日，為什麼要衝進遼陽、沈陽、廣寧，揮刀射箭，殺死數以十萬計的明國官軍士賈兵民，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千千萬萬好好的人家，一下子就被戰火毀滅，妻離子散，淪為阿哈，要讓這些劫後餘生的遼民心甘心願地歡呼英明汗萬歲萬萬歲，那真是太不近人情了，那真是比登天還難。
況且，僥幸留下性命的遼民，並未得到汗之任何恩德，而是遭受非常嚴重的民族壓迫和盤剝。姑以君汗常常津津樂道的最主要最有概括性的“仁政”、“大恩”
之詞“豢養”而言，這個詞就令漢人無法接受，就使遼民感到無比憤恨。努爾哈赤進駐遼東不久，就下諭招勸遼民順服說：攻遼東城時，“我兵士亦多有死亡矣。
如斯死戰而得之遼東城人，竟待以不死，悉加豢養，使之安居如故。”此後，“豢養”一詞，常在汗諭中出現。所謂“豢養”，其意為何？一查字典，上麵清清楚楚寫道：“豢，喂養牲畜”。這就是愛民之君努爾哈赤對遼民的基本態度，幾百萬遼東漢人都是他的牲畜，都由他“豢養”。既是牲畜，就得聽從主子使喚，當牛做馬，生死聽其支配，能不遭屠殺，就是天大的恩賜了，怎麼還能對汗不恭，不聽諭令，叛逃他方呢！不僅是“豢養”一詞的辭義，令人感到悲憤，在此詞的基本方針指導下的各種政策措施，也深深地打上了“豢養”的印痕。所有遼民，必須“剃發歸降”，改成女真發式。不剃發降者，殺。幾百年來，乃至一二千年以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損傷，不得擅改，已經深入漢民之心，發式服飾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尊嚴，豈能隨意更改！更何況，“華夷之別”，也是漢人久已形成的概念，今天要遼東漢民取消原本發式，改從金製，照女真、滿人的發式打扮，不從者，斬，這更是令人無法忍受的蠻橫做法，是赤裸裸的野蠻的民族壓迫。隻這“豢養”一詞及隨之而來的強迫“剃發”，就足以使得遼民深感亡國之恨亡族之恥，你還要求他們對汗高呼萬歲，感恩戴德，豈不是白日做夢。至於“各守舊業”、“計丁授田”等政策，也含有嚴重的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內容，並且，盡管有
嚴禁欺淩漢民的“汗諭”，但並不能製止八旗女真官將以征服者、戰勝者的身份，在國中橫衝直撞，胡作非為，掠奪人畜財帛，逼民為奴，草菅人命，魚肉遼民，況且金國汗還製定和執行了優遇女真官將、厚待蒙古貴族的政策，這一切，把遼民推入了水深火熱的地獄，他們怎能長期忍受，俯首帖耳，任人宰割？麵對遼民的反抗，努爾哈赤不是冷靜下來，從本集團、本階級的弊政暴行去尋找原因，采取糾錯革弊於民有利的政策措施，減輕漢民負擔，放鬆控製，改善其處境，以平息民怨，緩和矛盾，而是錯誤地認為，遼民忘恩負義，不念豢養不殺之恩，進而惱羞成怒，轉而采取了加強暴力統治、濫施殺掠的高壓政策，對漢民采取了越來越殘酷、野蠻的措施。
最早是將遼民分隸八旗官將和迫令漢民遷移。努爾哈赤以漢官勒索漢民財物為由，將全體遼民分別編隸八旗官將管轄。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對漢民下諭說：“若令漢官照舊轄治漢人，將因其慣習而索取財物，苦累國人。今清查河東尼堪丁數，於女真官員中選取適當之人，令女真官員管轄。無論何人，如不願在尼堪官員處，而願依靠女真官員為生者，皆可來依靠。”天命七年正月，出征廣寧前夕，努爾哈赤於初四日，“分河東漢人，給女真督堂、總兵官三千丁，副將各一千七百丁，參將、遊擊各一千丁，備禦各五百丁。賜漢人總兵官各四千丁，副將各三千丁，參將、遊擊各二千丁。”二月二十八日，又將從廣寧等地遷來的漢民，按廣寧降官職位的高低，分與管治，多餘的人丁，分給來歸的蒙古各位貝勒台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