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低估了中國人的決心，一旦覺醒過來，那就不是任何勢力所能嚇倒的。拿破侖都說過： “中國是東方的一隻睡獅，一旦他醒來，世界都會顫抖！”他說對了！
6月10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門召開有20萬人參加的反對英、日帝國主義殘殺同胞雪恥大會，會後遊行，他們冒著風雨來到了執政府門前，要求麵見段祺瑞。段祺瑞哪敢見他們，一是沒有什麼駁斥他們的理由，同時自己又需要仰仗外國人的支持，真是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迫於壓力，段政府還是命令外交部拿出一點抗議的態度來，於是外交部向北京公使團發出第三次照會，提出租界的官吏應取消當地戒嚴令、撤退海軍陸戰隊、解除商團和巡捕的武裝、釋放被捕者、恢複被封占的學校原狀等一係列要求。
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政府就此開始了談判！
中國政府派出的是滬案委員會，帝國主義國家派出的是六國委員團。雙方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激烈爭吵，互不相讓。六國委員團態度堅決，認為中國政府的要求太過分，他們將考慮退出談判，武力解決！
為了顧全大局，上海總商會首先表示出了一定的退讓，把原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17條意見改為13條，刪除了其中的“撤退外國軍警，取消領事裁決權，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條款，滬案委員會就以此為談判基礎，但六國委員團毫無誠意，先是拒絕以13條為談判基礎，後又把13條劃成兩部分，前5條可以拿到滬案談判桌上，後8條等滬案解決後，另行討論。
帝國主義者們一方麵以進行司法調查和召開關稅會議，安撫收買段政府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麵又以停止借款、通彙，停止運輸和電力供應相威脅。在內外壓力下，段祺瑞宴請日本公使芳澤，同意日本提出的解決方案：顧正紅案單獨解決，不與英國製造的“五卅慘案”並案處理。
7月6日，北京外交團根據六國委員團調查的結果，對“五卅慘案”做出三項決定：一、懲戒工部局董事；二、租界巡捕房總巡捕免職；三、處罰下令開槍的愛活生。完全是個輕描淡寫的處理意見。段祺瑞覺得事情就可以到此為止了，7月15日，他給各省軍民長官下令，要求民眾平心靜氣下來，不要再有遊行罷工這樣的越軌行為，以免“滋生事端”，給殺人者殺人的“口實”。這樣的處理意見實在難以讓具有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滿意，但現實中的中華民國本就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國家，政權不穩，主權分裂，中央政府沒有號召力，讓段祺瑞做到過分強硬，首先沒有能力，其次沒有資本，光有良好願望是不管用的，所以說到底，政府的先天不足決定了段祺瑞唯一能做的也就隻剩下委曲求全、息事寧人了！
當時的軍閥裏麵，馮玉祥和他的國民軍比較鮮明地支持革命群眾運動，對工人的鬥爭沒有橫加幹涉，有時還給予同情和支持。馮玉祥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先是主張由政府出麵交涉，提出懲凶、賠償，並實行經濟絕交的要求。6月23日，英國帝國主義者在廣州沙基開槍掃射遊行示威的群眾，當場死亡52人，重傷170多人，輕傷無數，造成沙基慘案。馮玉祥聞訊大怒，通電主張對英抗戰，並表示願率20萬國民軍為中國民族而戰，也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而戰。國民：二軍軍長嶽維峻也一再致電段祺瑞，請其飭外交部對英國人殘殺同胞之事進行嚴重交涉，同時通電全國表明此態度；他還向段表示願率他的軍隊為前驅，作外交的後盾。
段祺瑞對帝國主義列強一再退讓以換取諒解和支持。7月下旬，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為推翻六國委員會的報告，提出要由各國派司法人員到滬進行所謂“五卅慘案”的“司法調查”，遭到中國政府乃至法、比、意三國的反對。但是由於英國的堅持，外交使團還是在10月1日照會北京外交部，聲稱要詳細研究滬案的責任，以及由此而生的結果問題，並開議其餘一些問題。段祺瑞也不堅持了，同意其“開議”，默認英、日、美三國派法官到滬做司法調查。調查官的最後決定是：麥高雲和愛活生二人引咎辭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撥出7．5萬元作死傷撫恤費。如此輕描淡寫的處理，中國人民感到了深深的侮辱。
在全國民眾強大的壓力下，北京政府的外交部也不得不作出象征性的表態：公使團的決定純屬單方麵意見，中國政府不予承認，對於工部局撥出的7．5萬元撫恤支票立即退還，然後再通過正常途徑解決。
然而，執政府也僅僅這一點點不像樣的抗議表示，然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