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直係曹錕政府曾打算辦此案，還遭到段祺瑞本人的通電攻擊。但他自己上台後，由於麵臨陷於絕境的財政，他在善後會議上所提的一係列財政議案又得不到通過，他就也把目光盯到了“金佛朗案”上。
這裏有必要介紹一下民國時期的財政了，段祺瑞執政府時代的所謂中央財政，真是幹瘡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的稅收全被當地的軍閥扣留，中央得不到一分錢。即使是名義上歸屬於北京政府管轄的北京近郊的稅收，也通通被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張作霖的奉軍瓜分殆盡。崇文門的稅收劃給了馮玉祥，作為國民軍第一軍的軍費；京綏鐵路每月的收入大約有二十萬元多一點，也全部被國民軍劃撥過去作為軍費，而更賺錢的京奉鐵路更是所有收入全部劃給奉軍，中央政府無權過問。
政府總要發工資吧，就是段祺瑞的執政府最少也有幾百號人，加上北京各個行業的公務員開支、軍警費用、教育經費等都是需要用錢的。那麼，段祺瑞哪來的錢呢？借！
段祺瑞可算是拆東牆補西牆的高手，先發行國債，從老百姓那裏籌錢，等到國債成了垃圾無人認領的時候，就借外債。幾年下來，政府已經幾乎將所有能抵押的東西全部抵押了。注意，這裏說的抵押可不是我們老百姓借個仨瓜倆棗用家裏的什麼桌椅板凳抵押，段政府抵押的那就是中國的鐵路運營權、礦產開發權等。但凡你對中國還有感興趣的東西，好，通通可以抵押，隻要你拿來真金白銀的現大洋給我用就行。
就是這樣，多年下來，能抵押的東匾也早就幹幹淨淨了，到了後來，所有的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再也沒人敢給段祺瑞的政府貸款，更別說是借錢了。段政府窮得叮當響，怎麼辦？一心要強的段祺瑞不甘心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政府因為幾個錢就垮台。思來想去，段祺瑞將目光盯上了說也不敢碰的“金佛朗案”。
段祺瑞希望能在國內征收特別稅，使中央財政能自力更生，不用再舉債度日。但當時的中國是很奇特的，一個主權國家，稅收卻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中國政府要征稅必須征得外國人同意，並且由外國人來收。如果要獲得額外的征稅權力，就必須征得九國公約的簽字國集體同意，那就需要召開一個特別關稅會議。但是九國中法國態度一直很強硬，拿住“金佛朗案”不放，就是不同意。另外，由於中國的稅收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裏的，賬目往來必經他們之手，先扣除中國必須賠償的“庚子賠款”，剩下的部分再返回給中國政府。因為中國一直沒有同意法國的要求，於是法國通知了中國的總稅務司安格聯（外國人），從1922年12月1日起，將中國的扣除庚子賠款後的關稅、鹽稅餘額即關餘、鹽餘按金法郎折算的賠款數盡數扣留，不讓中國政府提用。到這個時候，關餘、鹽餘已達2360多萬元，對捉襟見肘的段祺瑞執政府來說，那可不亞於一筆巨款。要是能從法國人手裏拿回這筆錢，段政府至少半年左右不用為錢發愁了。
當時的財政總長就是李思浩，因為考慮到“金佛朗案”的確過於棘手，誰辦了都會留下千古罵名，因此盡管段祺瑞連下七道手令，他姓李的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能拖多久是多久，最好是拖到自己下台了，讓別人去辦。段祺瑞拿他好像也沒有太多辦法，雖然急火火地催促，但人家李思浩似乎打定主意要修煉成太極高手。最後，徐樹錚出麵了。
消失了很久的徐樹錚現在在幹什麼？他在外國呢。徐樹錚本來一直居住在上海，浙奉之戰後，上海租界勒令他離開上海，他隻好跑到了國外去（國內已經沒有他的立足之地）。後來段祺瑞當上了臨時執政，徐樹錚堅決反對，勸段祺瑞無論如何不要做傀儡。考慮到徐樹錚的態度，段祺瑞上班後沒有叫他回來，而是順水推舟給他一個政治專使的頭銜，讓他就便在國外考察。
徐樹錚東遊西逛，終於溜達到了法國，法國政府了解到他是段祺瑞最重要的幕僚後，馬上隆重招待他，於是雙方在法國秘密協商了“金佛朗案”的解決方案。根據協商結果，徐樹錚給段祺瑞發了一通電報，詳細闡述了必須通過該案的理由和步驟。
段祺瑞本來也是三心二意，既想辦又怕承擔難以想象的後果，所以態度一直在矛盾。收到徐樹錚的電報，段祺瑞真是打瞌睡碰上了枕頭，如獲至寶，堅定了辦下去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