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政治紛爭是一回事,拋開他們的政見分歧,段祺瑞還是頗為敬重孫中山本人的。於是在公祭那天,段祺瑞也送來了挽聯:
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來推人世;
革命而往,無問終始,大年不假問蒼天。
上聯是讚揚孫中山推翻帝製、創造共和的豐功偉績,下聯是頌揚孫中山對革命事業的堅毅與忠誠,惋惜他不能長壽。
自古英雄惜英雄,即使是對手也不例外!
醜聞與亮點——金佛朗案與關稅特別會議
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後,因為軍閥的本性就是爭權奪利的,而依靠軍閥上台的段祺瑞無法左右他們,因此在政治上一直難有什麼作為。但為了將北京政權維持下去,也為了自己能在元首位置上待的時間更長一些,段祺瑞終於還是決定要出手幹出兩件事來。既然軍事上自己左右不了,那就避實擊虛,段祺瑞選擇的突破口是財政!
要解決民國時期的中央財政,有一件事是段祺瑞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那就是拖延了很久也沒人敢辦的“金佛朗案”。
關於“金佛朗案”還得從“關稅會議”的來龍去脈說起。1855年,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組織了關稅管理委員會,這是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海關主權的開端。到了1858年,天津條約中對於關稅加以固定,由上海推到全國。
1901年辛醜條約後更是變本加厲,規定中國關稅及鹽稅作為賠款擔保,帝國主義公然派人為稅務司監督收稅,協定稅率為“值百抽五”,也就是5%的稅收比例。這一稅率不僅史無前例,而且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是帝國主義百年來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個經濟枷鎖。1911年,英國人安格聯以雙重身份充任中國政府的總稅務司,以彙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團則成為中國國庫存納關稅的機關。
說得再明白點,中國的稅務是外國人在總管,所收的稅先經過外國人的手,抽走其中要賠償給各國的款項後,剩下的才能返回給中國政府。而且隻要是經過稅務機關征收上來的錢款,一律存在外國銀行裏麵,跟中國沒有絲毫關係。
俗話說,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軟”,依靠外國人的財政才能生存的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對人家硬得起來!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民國時期前前後後上台的所謂政治家們都不敢得罪外國人了!
1908年,中國準備對德參戰,提出以修改關稅率為加入協約國的條件之一,在上海召開了修改稅則會議。由於遭到日本的反對,因而無果而散。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又提出關稅自主,和會竟然推諉此問題不屬於和會範圍內。1922年,中國代表又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關稅自主問題。理由是戰敗國還沒有協定關稅特例,而中國本為戰勝國之一,更不應身受此史無前例的約束。由於中國堅持了上述正當理由,當時各國代表也無詞可駁。然而在九國公約成立之後,仍然規定:中國關稅值百抽五,在九國公約發生效力後,中國政府可召集各國前來參加關稅特別會議,一麵籌備裁厘,一麵在裁厘前加以收值百收二五附加稅為過渡辦法,這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以敷衍的手段來保障協定關稅製度。
1924年4月,中國向各國提出召開關稅特別會議的照會,但遲至6月間才接到各國的複照,而且都借口九國公約簽字國還未批準公約,所以此會不能召開。而法國即為未批準公約國之一。法國人也直接、公然提出以承認“金佛朗案”為批準各國的交換條件。
當時美國、蘇俄相繼退還庚子賠款,用作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法國在1922年也同意退還賠款,但有條件:一是要把部分退款用作中法實業銀行的複業基金。“中法實業銀行”原為中法合辦的,是法國在華控製金融的一個重要機構,曾吸收了中國軍政要人的大批存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經濟凋敝和經營不善宣布倒閉,法國希望該銀行恢複營業;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求中國政府以庚子年彙價(即金法郎彙價)計算應付給法國的賠款。此舉將令中國多付八千多萬元,而一旦與法國同屬“拉丁幣製同盟”的比利時、意大利也援引此例,則中國人還要再多付七千多萬元,這就是所謂“金佛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