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對因女寵發跡，“窮富貴而不以功”的外戚之所以普遍難以長保富貴，班固有著更加清醒的認識。
對西漢外戚中佼佼者的霍光，他一方麵肯定其在曆史轉折關頭的重要作用，“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另一方麵又正確地指出霍光死後僅三年，即被“宗族誅夷”，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不學無術，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在《漢書·外戚傳》中，班固對西漢一代20多家外戚的結局有一個總結式的評論，顯示了他對外戚之家難以善終的冷靜，深入的理性思索：“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者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後及邛成後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後、許恭哀後身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按理，以班固對外戚問題的洞徹明析，又深諳竇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他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集團不配有善終的命運，從而及早采取避禍的措施。然而，班固不僅沒有想法保持與竇氏集團的距離，反而在年近60之歲時，投入竇氏的懷抱，死心蹋地地為之服務，並不惜以自己蓋世的才華炮製歌功頌德的文章。離開蘭台令史的清寂之位而就任中護軍的榮耀之職，實際上是舍磐石之安而就虎尾之危，明智如班固者，為何出此下策？範曄認為他是“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平心論之，班固的身陷大獄，與其說是“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不如說是利令智昏更符合實際。沉潛於曆史，班固不失為一個清醒的評判者，認識到官位、權勢、利祿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既能給人帶來無上的榮耀和心理上的滿足，也能使之暴屍鮮血淋漓的刑場。然而，當他置身於現實之中，麵對自己的灼灼才華與卑微的官位形成的巨大反差，極度不平衡的心理自然無法抵禦官位、權勢和利祿發出的迷人微笑。當依附竇氏可以達到他向往的目標時，他大概覺得冒一點險是值得的，作為竇氏幕中人，班固不會不知道驕橫奢糜的竇氏集團有一朝覆滅的危險，但揆諸當時情勢，他又認為這種危險還不至於馬上到來。其時，和帝不過是10多歲的孩子，竇憲的妹妹正穩穩地坐在皇太後的位子上主持朝政，竇氏父子兄弟、姻親故舊布列朝廷內外，竊居要津，還有誰能在這一權勢集團的掌心中掀起風浪呢！隨著班固在竇氏集團中地位的鞏固與提高，他及其家族也水漲船高地品嚐到權力的甜果。陶醉在權勢利祿中的班固此時已經失去了正常判斷形勢、權衡利害的理智，他沒有想到，他搭上的竇憲集團已經是一隻危機四伏的航船。事實上，竇氏集團在專擅自恣，肆無忌憚地攫取不容分割的皇權的時候，它就隨時會受到來自這個權力主人的報複。和帝縱然年輕，但也不會長期容忍異己者對屬於自己權力的占奪。而且，他身邊的宦官們肯定會告訴他，隻要運作得當，他享有的形式上至尊的地位就可以製竇氏集團於死命。當宦官與和帝策劃的奪回權力的密謀突然展現在班固麵前時，他發現竇氏集團、包括他自己，已經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官位、權勢和利祿頓時都化作縷縷清煙隨風而逝。此時的班固盡管猛然清醒，但再想回到蘭台令史的位子上清貧地生活，寂寞地從事對於曆史和現實的思索已經不可得了。
看來，古人宣揚的“思不出其位”的明哲保身信條並非全無道理。班固的才具不過是一個蘭台令史而已，他在這個位子上也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可悲的是，班固不安其位，既缺乏自知之明，也缺乏知人之明。他的超越定位的努力帶來的是殺身之禍，最後，不管他願意與否，他也必須飲下自己釀造的苦酒。聯想班固對司馬遷“不能以智免極刑”的譏評，真不禁使人發出“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的浩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