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規模並不大，戰鬥遠談不上激烈的軍事行動，一次對幾乎失去抵抗能力的敵人取得的很不光彩的勝利，被描繪成“恢拓境宇”的大戰，渲染成震古鑠今的偉業，班固就這樣將他絢麗的才華，生花的妙筆，熔鑄成遠離真實的阿諛獻媚的文字，不僅是用錯了地方，更顯示了他對權貴竭誠討好的心態。對此，明代學者於慎行有一個十分中肯的評論：“漢吏記衛、霍出塞之功，耀簡冊，後漢竇憲，出塞三千餘裏，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百年不振；即一時窮黷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不為少。至於和帝之初，匈奴分而為二，南單於居塞下，為中國所卵翼；北單於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於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直以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燕然之捷，與天山翰海，難易大小，何啻拔山折枝，而班生固獻諛，為之勒石，徒可笑也。”
盡管竇憲北征匈奴是在荒謬的動機驅使下，在錯誤的時機對奄奄待斃的對手進行的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但它的虛假的勝利卻把竇氏外戚集團進一步推向權力的極峰，也使該集團的專橫和腐敗達於極點：“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仆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廷震懾，望風承旨。”他的三個弟弟，竇篤位特進，竇景為執金吾，竇懷為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其中竇景最為驕縱，“奴客緹騎依倚刑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舉奏”。此時身在竇憲幕中的班固，雖然官位不高，但因依附者權傾內外，其身價也急劇升值，他自己也有點飄飄然，昏昏然了。他的兒子，家奴更是依仗權勢，肆意妄為，“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兢嚐行，固奴幹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此時的班固滿以為竇憲集團正安如磐石，他自己也會富貴長保。豈不知，這時的竇憲集團已是烈日下的一座冰山，麵臨著傾刻瓦解的命運。因為和帝早已對他這位專擅凶殘的老舅恨之入骨，正不動聲色地秘密策劃對他的懲罰。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當竇憲率軍躍武揚威地凱旋入朝時，等待他的並非美酒鮮花，而是和帝與宦官鄭眾精心謀劃的誅殺。竇憲的宗族賓客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內外臣僚“皆逮考”，一一淪為階下囚。洛陽令種兢挾嫌報複，借機將班固捕係獄中，致使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驚悸與悔恨中死去。班固實際上是作為一場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為自己的一生劃上了一個淒慘的句號。
班固是東漢一代近200年中首屈一指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80多萬言，120卷的《漢書》確立了他在中國史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雖然該書的封建正統史觀，如對西漢皇朝及其帝後的近於阿諛的頌讚展示了他的局限，但是，由於他基本上忠於史實，具有駕馭複雜的政治、經濟、製度、思想、文化發展變化的史才，就使《漢書》成為西漢一代230多年無可替代的信史。特別是其中所表示的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說明班固的史識也是十分卓越和高明的。比如，他深刻認識到“懷祿耽寵”往往是封建皇朝臣僚們取禍的根源。在《王貢兩龔鮑傳》中，他感慨係之地說：“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尤其是對那些官至宰輔而“持祿保位”的儒臣，他更是持否定態度。在《匡張孔馬傳》中，他借“讚曰”評論說：“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儀、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傅先王語，其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