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係於洛陽獄中的大史學家，一代文章聖手的班固在悔恨交加中死去，時年61歲。與他得以壽終的父親班彪、弟弟班超相比，他的下場是十分悲慘的。雖然，他之死於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既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不無冤枉之處，但從總體看還是咎由自取。因為他與父親和弟弟走的是一條不同的人生之路。較之父親，班固的史才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接續父親開創的事業寫下了永垂不朽的名著《漢書》，創立了斷代史的基本模式。然而，他的品格卻遠遜於其父，特別是對功名利祿的熱衷更是與其父判若兩人。班固與班超，盡管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不分軒輊，但仍然有著非常明顯的別：班超立誌通過自己置生死於度外的奮鬥去搏取，班固則希冀通過攀緣權貴的捷徑去巧奪。由此也就決定了三人不同的命運：班彪淡泊而自足，班超奇險而輝煌，班固屈辱而敗亡。
班彪不僅有當時第一流的學問，而且更具有第一流的政治眼光。他洞察時事，不慕榮利，果斷地決定出處去取，穩穩地把握著自己的命運。當更始政權敗亡，三輔大亂之時，他悄悄離開故鄉，投奔隴西割據者隗囂，靜觀時變。隗囂認為當時的形勢酷似戰國分爭，執意做一個割據一方的霸主專威作福。班彪已看出漢室複興的必然性，力勸隗囂不要做七雄並立的迷夢。他精辟地分析說：
“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統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播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鹹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
後來，班彪看到隗囂不可理喻，即毅然離去，轉赴河西依靠割據者竇融，並規勸他歸附了劉秀。竇融作為劉秀的盟友，據守河西，有力地牽製了隗囂和蜀地割據者公孫述，為劉秀的統一事業立下不世之功，這其中有著班彪的重要貢獻。然而，班彪盡管才華橫溢，識見高遠，但在以戰功搏取高官厚祿的年代，他作為一介儒生卻難以得到重用。歸附劉秀後，他先被任命為徐（今江蘇泗洪南）令，因病未赴任。繼而任司徒掾，最後做了年餘的望都（今河北唐縣東北）長，第二年即以52歲之齡死於任上。終其一生，官秩亦未過千石。以才能論之，實在有點委屈了他。不過，班彪對自己的遭際始終未露半點不滿情緒。他甘於寂寞，安於清貧，位卑未敢忘憂國。他知道自己的所長在於“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作《史記後傳》數十篇，為後來班固撰修《漢書》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在司徒玉況手下任職時，他針對“今皇太子諸王，雖結發學問，傳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的情況，建議“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被光武帝采納。他為東漢皇朝的長治久安獻出自己的赤誠，但並未以此索要官位利祿；他與官居大司空高位的竇融有著很深的感情，但也未在他麵前乞求提攜。他將自己定位於學者客卿，因而對清貧和寂寞安之若素。範曄評論說：“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這一評論中肯恰切，顯示了範曄對班彪一生事功和品格的準確把握。
班固的弟弟班超，雖然也有著極其強烈的功名欲，但是，他壓根就未想以攀結權貴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是向往以生命為代價的拚搏異域立功。他“輟業投筆”慷慨表達的是大丈夫的壯誌豪情：大丈夫無它誌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果然如願以償，受命率吏士36人前往西域。在此後的20多年中，他依仗大漢帝國的聲威，充分地利用西域各族人民對中原皇朝的向心力，嫻熟地施展軍事與外交的鬥爭策略，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終於將匈奴的勢力逐出西域，使那裏的50餘國重新內屬，又一次將大漢帝國赤色的軍旗插上了帕米爾高原的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