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心》篇中，班昭寫道：《儀禮》規定：“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在該篇裏，婦女的一言一行，已完全被細化乃至僵化了，哪裏還有婦女的自我呢？
在《典從》篇中，班昭認為，婦女不但要順從丈夫，還有公婆、舅姑等，都要順從。班昭講的“順從”是不講是非曲直的，也就是無條件的。在《和叔妹》篇中，班昭特別強調婦女的“謙順”之德，認為“謙順”不但是在大家立足之本，也關係到自己父母的榮辱。
《女誡》不幸成為“萬世女則之規”。從班昭寫《女誡》的行為及其觀點，可以知道，當時社會已形成的男尊女卑觀念，已經十分強化，而且對女性已有十分深入的影響；以至於一部分文化層次較高的女性（如班昭）率先成為這種婦女觀的直接接受者、製定者和宣傳者了。按照班昭在（女誡》中的說法，女人天生“卑弱”，所以必須以男為尊，以夫為尊，要心甘情願地接受丈夫之“禦”，處處都要以婦行“規範自己，要謙讓，要順從，要牢記其夫對己之”恩“等等。如此這般的女子，哪裏還有獨立、自尊、平等的人格可言呢！”“男尊女卑”等傳統性別觀念，雖非班昭首創，但她的《女誡》卻使這個觀念更係統、更完整了。
班昭寫《女誡》，與她年輕時就守寡至終老，有密切關聯。到東漢時，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理論已經牢牢地占據了思想意識領域，儒家婦女觀已逐漸發展成熟，並對社會觀念及婦女生活產生了越來越深入的影響。至班昭更是身體力行，所以，她很討統治階級的尊重，也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被樹為那個時代的楷模。她的《女誡》則被曆代統治者讚譽為“足為萬世女則之規”。
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七十餘歲的班昭病逝，“皇太後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這的確是相當高的規格了。班昭“所著賦、頌、銘、誅、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均搜集編撰，稱為《曹大家集》，顯示了她與眾不同的才華及社會地位。
班昭本為那個時代的傑出女性，卻不顧自身的切身經驗—女子須有才和獨立，才能立足於社會並為人所尊重—偏偏去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她對男尊女卑深信不疑，以為是天經地義，從而為全體婦女製訂了一整套鉗製她們天性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女誡”，深深打上了時代的思想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