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性的研究，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自先秦的孔、孟，經漢代的揚雄、董仲舒，唐代的韓愈、李翱，到兩宋的程、朱，創立並完成儒學唯心主義的“人性論”體係，究其實質都是從維護統治級倫常關係出發，而又服務於封建階級的統治。但其影響也不可忽略。
孔子的人性說在先秦時代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他在《論語·陽貨》裏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是說，人的天賦本性是相近的，因為後天習染不同，差別就大了。這話講得還比較符合人的實際。孔子又雲：“唯上知下愚不移。”意思是說對於人的天賦本性，隻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不能改變。這話暴露了他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論述人性的實質。正如他在《論語·季氏》裏解釋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可見，孔子的人性說裏，強調了學知的重要性，這是積極的一方麵。
孔子已經把人性分為三類：上品智者為聖人君子，下品是愚人，聖人和愚人之間者為中品。中品又可上可下，分多清少濁、多濁少清、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的若幹類。孔子以後，言性者漸漸多了起來。
孟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孟子·告子上》裏有這麼一段記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幹。’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從這段話的內容分析，當時對人性的看法就有：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善說四種。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而孟子則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看來孟子是主“性善說”的。
孟子的性善說是他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認為人先天就是具有仁、義、禮、智的。“四德”品質的萌芽是善。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這“四端”是人生來就有的，隻是君子能保持它、發展它，庶民不能保持，就喪失了“四德”。
周人世碩認為人性有善有惡，荀子認為人性惡，揚雄認為人性惡善相混。而董仲舒則正式提出性三品說，他在《春秋繁露·實性》裏說：“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鬥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為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董仲舒所說的聖人，同於孔子所說的上智；他所說的鬥筲，相當於孔子所說的下愚；他所說的中民，則與孔子所說的中人同。他所謂的“教訓”，可視為孔子所說的習、學。詞異而義似。故我們說從孔子言性開始到董仲舒的性三品，構成了以前言性的一條線索。
韓愈的性說繼承了秦漢之前，啟李翱及兩宋之後，是其中的關節點。韓愈的性說發端於孔、孟，直接繼承了董仲舒性說。韓愈的《原性》是研究人性的專論，他說：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