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然、曆史、人生的觀點，是韓愈哲學思想的全部內容，也是他認識世界、參與社會實踐的指導思想。
史說“天人關係”論，早在殷周時期，中國哲學史上就產生了天人關係的辯論。唯物主義者主張“天人相分”，唯心主義者主張“天人合一”。春秋末年社會變革加劇，除了表現在政治上奴隸製的破壞，經濟上賦稅製度的改變，社會生活上舊觀念、舊行為的變化外，人們對天的觀念也發生了改變，一些人怨天恨天的思想活躍起來。先秦時期，關於宇宙起源、發展、變化的中心問題是“天道觀”，老子是其中的代表。老子針對“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思想，在天之上提出了“道”的範疇，認為“道”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物。他說：“道法自然。”“天下萬物生於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與老子同時的孔子，對當時思想戰線上爭論的“天人之辯”，主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認為天有意誌，是自然和社會的主宰。
戰國時期，荀子提出“製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觀，在《荀子·天論》裏開篇就講：“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認為天“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指出天是客觀存在的，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人不能使天存亡；天無知無情，不能賞罰，不能加禍於人。地和天一樣，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荀子不僅對天地自然有明確認識，還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自然現象，他針對人們因不了解自然現象而產生的恐懼心理說：“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指出對天地萬物中發生的奇異現象，感到奇怪還可以理解，害怕則大可不必了。荀子這種“天人相分”、“製天命而用之”的觀點，代表了當時思想界的先進水平。而同時的另一位思想家孟子則繼承了孔子的思想而有所修正，主張天人相通，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認為人的心性受之於天，盡心知性也知天。孟子認為造就一個大人物是天有意識地安排，宣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給天以道德屬性，認為國君的傳承都是天的意誌，即“天與亡”，天雖然不明說，然“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他把人無能為力的一切現象，都歸之於天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認為天命是人類社會的決定者。
後世的思想家分別繼承了先秦兩派思想家的觀點。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相類，人附天數之說，認為天按照自己的模式創造人的形體和精神，天所有者，人亦有之，人所有者，天亦有之，“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韓愈繼承孔孟儒學，其對天人關係的看法亦受此影響。漢代的王充和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則繼承了荀子等人的觀點而有所發揮。如王充所說：“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又說：“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提出了唯物主義的元氣自然論。王充認為天地是包涵元氣的物資實體，具有物資性的元氣產生萬物，而萬物的產生是“自然”，“自生”，不需要造物主，也不靠人的意誌。這種思想改造和發展了老子及荀子的自然觀，批判了孔、孟學說，也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
韓愈在天人關係上繼承了孔孟的看法，又有所發展。縱觀韓愈一生，我們可以看到，他雖然沒有對天體自然作過專門研究，但從韓愈和柳宗元、劉禹錫在“天人關係”的問題上的討論中，還是可以看到韓愈在“天人關係”上的認識，這些思想資料主要保留在柳宗元《天說》一文所引韓愈給柳宗元信中的一段論述。這些思想資料曆來為世人矚目，關係到韓愈哲學思想評價的基本問題，下麵有一些摘錄：